新自由主義到底是什麼?

文/遊畫

破土編者按:繼破土前日推出新自由主義批判系列文章,引發熱烈討論,本文將延續「新自由主義」專題的討論。本文作者簡要介紹了新自由主義起源、散佈和政策,並簡單描述新自由主義政策擴張的幾個重要節點。透過對新自由主義歷史發展過程的簡單把握,理解新自由主義如何成為經濟災難的代名詞。


新自由主義到底是什麼?

從十九世紀開始,有三種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了歐洲政壇,並在隨後的一百年裡擴散到了全世界。它們分別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三種意識形態之間往往爭執不休,沃勒斯坦對此有過酷評:「保守主義者們認為自由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社會主義者們認為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一個樣;而自由主義者們則認為保守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多大區別。」雖然實際情況遠比這要複雜得多,但這並非我們將要討論的重點,並且我們不擬去涉及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複雜內涵,我們在此只想去探究自由主義中的一種,即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與其他政治意識形態不一樣,新自由主義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經濟學說,而不是政治理論,雖然它未嘗沒有包含政治理論方面的蘊含。在學術和媒體話語中,它主要是在一種負面意義上出現的,並且它的出現往往伴隨著對它所指的觀念的批判,而那些持有新自由主義觀念的人,現在一般也不會自稱為新自由主義者。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意味著一種遭到批判和唾棄的觀念。我們在此想要呈現的,便是新自由主義如何成為了經濟災難的代名詞。

新自由主義的起源和散佈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核心觀念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等古典自由主義者那裡,在他們看來,國家應該放棄對經濟事務的干預,而僅止於清除貿易壁壘,保障自由市場的運行。基於個人主義基礎之上的自由競爭,會讓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自動地帶來社會的秩序和財富,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徑。這些思想主導了強盛時期的大英帝國的經濟政策,並成為它們在殖民地和後發國家開闢世界市場的武器。但在德國、美國等後發工業國的經濟騰飛階段,並沒有採納這種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作為美國國父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最早提出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後來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進一步系統化了漢密爾頓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認為當國家經濟實力處於擴張時期,應實行合理的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政策。這些思想在很長時間主導了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政策。而隨著他們的某些產業逐漸形成競爭優勢,他們的貿易保護政策也開始出現鬆動。總體而言,古典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是貫穿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兩條線索,不同國家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甚至在不同產業發展階段,不同產業領域,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實行不同的政策。正如大衛·科茨所言:「在一個相對約束性較低的競爭時期,自由主義就會在學術界和政策制定方面占主導地位;但在一個相對約束性較強,少數商人控制市場的條件下,干預思想和政策就會占上風。」

然而,無論在漢密爾頓還是李斯特那裡,他們所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實際上只是自由市場機制的補充,他們並未從根本上質疑市場的自發調節的有效性。古典自由主義的真正危機要到二十世紀初期。當時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確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遍及全球的社會主義革命、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等各種危機,讓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和政治家都散失了對自我調節的市場的信仰。凱恩斯主義、美國新政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主導了直到1970年代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政策。

恰恰是在古典自由主義近乎破產的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卻開始嘗試構建一種更為系統和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體系。1936年,深受米塞斯和哈耶克影響的美國政治學家李普曼出版了《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出版,為經濟自由主義辯護。 1938 年,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和李普曼在內的26 位學者在巴黎召開了關於自由主義的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達成了一個共識,要建立一種新的自由主義籌畫。因此這次會議或許可以視為新自由主義誕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不僅產生了哈耶克後來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闡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而且也產生了組織朝聖山學會的最初動議。

但新自由主義這一術語本來指的是德國弗萊堡學派的秩序自由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它主張國家應該為企業創造自由競爭的環境,經濟秩序以市場調節為主,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它主張國家干預但反對過分干預,主張社會正義但反對福利國家擴張。但是隨著社會市場經濟這一術語的流行,新自由主義這個術語就逐漸消失了。因此,當代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主要指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觀點。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張,在當時長期被視為幾個頭腦古怪的非主流學者的臆想,大多數人將其視為不值一駁的垃圾,更不要說是重視了。凱恩斯曾經認為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是他所讀過的最混亂不堪的東西,並認為他的理論就是一堆垃圾。在那個年代,自由放任主義普遍被視為導致當時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罪魁禍首,主張國家干預的觀點如此自然,以至於羅斯托曾在一封信中寫道,哈耶克和米塞斯應該被放到博物館中展覽,作為造成現在的大災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倖存物種的標本。

1947年,哈耶克發起成立了一個學術團體朝聖山學社,集齊了當時反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學界大佬和新銳,它包括米塞斯、傅利曼、瓦爾特·歐肯、斯蒂格勒等聲名顯赫的自由主義者。朝聖山學會的宗旨很明確,即復興古典自由主義的觀念,宣揚自由競爭和市場經濟,並對一切社會主義思想抱有即便不是歇斯底里,也是刻骨銘心的仇恨。在朝聖山學社內部,除了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它還包括芝加哥學派、弗萊堡學派、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等右翼經濟學流派。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學術團體。這些創會大佬,以及後來不斷入會的人員,決定性地影響了1970年代以來世界性的右轉風潮。雖然對於他們而言,1950和1960年代是一個非常晦暗的年代,凱恩斯主義、美國新政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正如日中天,但是他們仍然在學術上團結起來,在這二十多年中,一點一點了收復了被左翼和自由左派們所佔領的各種機構。他們逐漸組成了一個集合學者、企業、智庫、記者、遊說集團的意識形態網路,不餘遺力地推進他們的目標。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他們逐漸不再使用新自由主義這個術語來代表他們的觀點。

實際上,我們現在意義上頻繁使用的新自由主義概念,最早是在西班牙語國家被廣泛使用的。1960年代,拉美的知識份子注意到了德國的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奇跡,他們當時將新自由主義視為一種比古典自由主義更為平和的觀點,它主張國家政策來抑制社會不平等和防止壟斷。但從這個詞開始使用之後的二十年年後,新自由主義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它開始指稱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時期的學者也停止將新自由主義與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相連,而將它與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理論關聯起來。當西班牙語國家開始流行這個詞之後,它又重新迅速擴散到了英語世界,只不過這個詞的意義,不再是右翼經濟學家們的自況,而是左翼對他們觀點的一種概括。

到了1970年代末期,全球經濟遭遇了普遍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各種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思想都陷入了危機,新自由主義也從一種非主流學說漸漸成為主流,並正式從後臺走向前臺。以智利、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式開始了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從而對其他國家形成了巨大的示範效應。隨後,有兩個標誌性的事件,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獲得了全球性的勝利。在1980年代,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步入嚴重危機,並最終引發了蘇東劇變,此後,以休克療法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在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全面鋪開。這樣,資本主義似乎戰勝了它最主要的對手,因為以往正是在應對社會主義的威脅中,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採取了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政策,現在,這一威脅消失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隨即暢通無阻。另一個標示性事件是「華盛頓共識」的提出。1989年,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下了《華盛頓共識》,提出了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10條政策意見,包括稅收改革、貿易自由化、私有化、取消國家管制和加強私有產權保護等內容。這10條意見,體現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經濟部門的共識,加之這些機構的總部都在華盛頓,於是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它是一套旨在向不發達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綱領,憑藉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歐盟等國際組織機構的背書,它後來被廣泛運用於包括東歐、拉美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與後果

新自由主義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如前所述,它包括了眾多的右翼經濟學派,而這些學派之間和內部的觀點也存在諸多差異。實際上,用自由放任主義去概括新自由主義的諸多學派並不恰切,因為新自由主義不僅包括弗萊堡學派這樣主張適度國家干預和社會正義的經濟學說,甚至是奧地利學派,在戰前也並非完全否認國家干預和社會福利的必要性,只是在朝聖山學社成立之後,才變得越加極端。總體而言,新自由主義體現了這樣一種立場:自由市場具有全方面的優越性,基於競爭性市場的理性、自利行為就可以自發構造人類的自由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只需要有限政府的有限參與。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下,新自由主義衍生除了一系列繁複的觀點,根據一篇文章的概括,新自由主義的要點包括如下方面:

(1)市場統治。將「自由」企業或私有企業從政府或國家的任何束縛下解放出來,不論這將造成多少社會損失;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更加開放,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所規定的那樣;通過分化工人降低工資,剝奪工人們經過多年鬥爭而獲得的權利;放棄對物價的控制。總之,要實現資本、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動。為了向世人展示新自由主義的益處,新自由主義者稱「沒有管制的市場是剌激經濟增長的最好辦法,它將會使每個人受益」 。

(2)削減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的公共開支。削弱窮人的「安全網」,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為名放棄對於道路、橋樑、供水系統的維護。當然,新自由主義者不反對給予公司補貼和稅收優惠。

(3)放鬆管制。減少任何可能影響利潤的政府管制,包括放鬆對工作環境安全的規定。

(4)私有化。將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投資者。這包括銀行、主要產業、鐵路、徵稅公路、電力、學校、醫院甚至供水。雖然私有化名義上是為了提高效率,但結果是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公眾卻不得不為此支付更多的費用。

(5)拋棄「公共物品」或「共同體」的概念,代之以「個人責任」。向社會中最貧困的人群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自己找到醫療保健、教育機會和社會保障的解決辦法。一旦這些人無計可施,新自由主義者就將此歸咎於他們的懶惰。」

這些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般政策主張,但它在不同國家,會根據當地的政治經濟狀況作出相應的調整,於是這就產生了新自由主義的各種「特色」版本。從1970年代到現在,有幾個節點性的事件,標識了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進程。

一、皮諾切特的芝加哥男孩們

1950年代,智利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到芝加哥大學,這些學生的導師正是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港譯:費利民)。當他們學成歸國之後,就竭盡全力介入智利的經濟改革爭論,被稱為「芝加哥男孩」。當時他們激烈反對阿連德左翼政府的經濟政策,尤其反對它的價格管制。他們的這些主張,得到了一批智利商人的支援。皮諾切特政變上臺之後,剛開始他仍然傾向於計劃經濟,但在1975年傅利曼到聖地牙哥巡迴演講之後,皮諾切特被徹底說服了。從此,芝加哥男孩們開始主導了智利的經濟政策制定。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大幅度降低進出口關稅,幾乎全面放開了產品價格,向外資開放國內市場,取消對金融的管制,國家退出銀行系統,大幅削減政府預算,壓制勞工權利,等等。智利由此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第一個實驗室。然而,在這些政策實施之後,智利的經濟卻迅速惡化,直到1978年,才實現了增長,但隨後就在1981年陷入了危機。在1981-1985年危機期間,智利實施了更為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終於才在1985年之後實現了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此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智利並未隨著政府更迭而調整,它一直被推行至今。智利經濟快速增長,被稱為「智利奇跡」,智利也成了新自由主義最優秀的模範生。然而,這種增長的代價也是巨大的,智利的經濟主要基於原材料出口和自由貿易,其國內製造業長期不振,而且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最嚴重的地區。

柴契爾夫人上臺

在柴契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上臺之前,英國憑藉工黨和強大的工會組織的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而複雜的福利國家體系,國有經濟控制著這個國家最主要的生產部門。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和媒體開始在1970年代倒向新自由主義。然而,促成柴契爾夫人上臺的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1970年代末期的嚴重通貨膨脹和失業,工黨政府的政策難以應對這些危機。柴契爾夫人的上臺,主要是由於她對抑制工會力量和降低通脹的承諾。柴契爾夫人一方面通過提高利率,增加失業,削弱勞動者的談判能力,另一方面又積極壓制工會鬥爭,破壞英國的勞工運動。最終,他還進一步開放外資,增加競爭來削弱工會,這些政策大批量地摧毀了英國的一批傳統產業,比如鋼鐵工業、造船業等。英國在很長一段時期,變成了一個具有相對廉價勞動力、用工靈活的國家。與此同時,柴契爾還對國有經濟進行了激進的私有化改革,包括飛機製造、電信、航空、鋼鐵、能源、鐵路等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被廉價變賣給了資本家。不僅如此,柴契爾夫人還積極削減國家提供的各種公民福利,包括教育、醫療等,然而,相比於其他改革,這方面改革遭到了非常強烈的抵抗,而止步於宣傳一種個人責任和企業精神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雷根經濟學

1970年代末期,美國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9年,卡特政府人命了保羅·沃爾克擔任聯邦儲備局局長。從此開始了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美聯儲宣佈實行貨幣供給緊縮政策。在經歷了1980年代早期的經濟波動之後,通脹最終被控制下來。1981年,雷根(港譯:列根)上臺,向國會提交了所謂的「經濟復興計畫」。這一計畫包含了四個主要內容:1)削減聯邦開支,降低財政赤字,最終實現收支平衡;2)削減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率;3)放寬和取消政府對企業的限制性條款;4)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健的貨幣供給政策。這些政策實際上反應了供給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思想主張。在雷根的競選經濟顧問團中,有多大22位朝聖山學社的會員。

這個時期,美國的自由主義勢力開始衰退,而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派基督徒等開始走上前臺。雷根的這些政策一方面給商業部門鬆綁,一方面又將積極打壓勞工組織。這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互為彼此的,因為對資方的很多管制涉及到了對勞工的保護,但雷根認為,這些管制都是有害的。雷根全面改造了全美勞資關係委員會,將其變為限制和管理勞工權利的工具。尤其是,借著失業率的高企,美國工業活動逐漸遷往工會組織薄弱的南方各州,而之前工會興盛的地帶,都普遍經歷了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這樣的後果,我們知道,從1980年代,美國的不平等一直在不斷擴大。

智利經濟改革、雷根和柴契爾的上臺,是新自由主義最具示範性的三個節點事件,他們激進的改革,造成了一種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以至於無論後來的政府怎麼更迭,都大體上繼承了他們的政策遺產,沿著新自由主義的方向繼續前行。當然,造成這種路徑依賴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重建了統治精英階級的階級力量,並讓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意識形態掌控了國內的智庫、研究機構、媒體和流行文化,構造了一個全面巨大的新自由主義網路,以至於後來的左翼政府上臺之後,也幾乎沒有太多政策調整的空間。

結語

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正如大衛·科茨所言,它主要是大蕭條前統治英美的古典自由經濟思想在當代的翻版。總體而言,新自由主義對於經濟增長的裨益似乎遠不如國家干預主義,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5%和2.4%,而在新自由主義風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增長率只有1.4%和1.1%。即便新自由主義在某些國家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帶來了失業率的上升,不穩定勞動的增加,貧富差距的增大,社會福利的縮減,社區和工會的衰退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也正是這些原因,逐漸讓新自由主義逐漸成了災難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參考文獻

(美)大衛·哈威著.新自由主義簡史[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李其慶主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英)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Alfredo Saad-Filho),(英)黛博拉·約翰斯頓(Deborah Johnston)編;陳剛等譯.新自由主義 批判讀本[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巴)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衰[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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