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所掙脫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歐盟?文/張翠容

破土編者按:假如柴契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雷根總統(港譯列根總統)、戴高樂將軍昨天從過去穿越到當下,會對英國脫歐作何感想?只怕也是一言難盡。現在歐洲各國所面臨的處境,與歐盟成立之初的歷史脈絡大相徑庭。細看脫歐派中,除了極右翼揮舞著排外大旗,也有左翼對歐盟淪陷於新自由主義的控訴和擔憂。英國脫歐之後, 其他歐盟國家效仿的可能性陡增,不知歐盟何去何從?


6月23日在英國的確是個歷史性的日子,英國人已經為留歐還是脫歐作出投票決定,無論結果如何,歐盟的將來已是歐洲人心中一個難解的結。

金融界一片慌張之際,誰還記得,上周支持留歐的英國國會議員考克斯遇襲身亡,換來留歐的支持率輕微上調數個百分點,令人無限唏噓。而殺害考克斯的兇手,乃新納粹份子,因極端民族主義作祟,高喊英國優先而期待脫歐,這與左翼的脫歐原因不盡相同。

在英國公投之際,有不少文章分析英國脫歐情緒高漲背後的原因,大多認為與英國人不視自己為歐洲人不無關係,還有近年難民危機、經濟困境,都令極端右翼勢力抬頭,主張把英國大門向外人關上。

可是,上述現象都只不過是一個果,不僅英國,其實歐盟多個成員國的公民社會中,脫歐聲音也此起彼落,導致歐盟危機湧現的深層根源,或許我們先從其概念開始作探究。

原本統合歐洲成一個共同市場這個概念,乃是出於良好的願望。歐洲過去因民族問題多衝突戰亂,二戰後想出一個超主權的經濟實體,透過自由貿易來把共同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在一個共同體下,一來可加強團結,避免戰爭,另一方面又可有助戰後歐洲經濟的復蘇。

只可惜其後歐盟很快便給金權集團騎劫了。事實上,歐盟成立的前期,早已由一群歐美銀行家在操盤。有歐洲之父稱謂的法國外交官莫內(Jean Monnet),被視為歐洲統合的設計師。雖然莫內是法國人,但他曾參與英國羅茲會社(Rhodes Society)旗下的國聯工作,協助凝聚英國海外的殖民地,他又曾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顧問,還與歐美多個大家族有密切的商業關係,其中包括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德國的博世家族(Bosch)。

此外,莫內與國際銀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關係深厚,沃氏多次向莫內獻計,為了加快歐洲一體化,可借美國金融力量打通歐洲市場。結果,歐盟前身的煤鋼聯盟,終於在華爾街發行債券。原本以貿易整合歐洲,最後卻以金融入手,並與美國金融產業不可分割。因此,如果有人認為,歐洲也是美國霸權的主要貢獻力量之一,這也不為過。

由於歐盟逐漸成為美國金融霸權的附庸,令到大國精英壟斷和行事作風獨裁有關,致使歐洲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

擁有美法雙重國籍的知名社會科學家兼作家蘇珊·喬治(Susan George),曾多番撰文批評歐盟,指歐盟跟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走,按金融市場的邏輯運作,並大力鞏固IMF ( 國際貨幣基金會 ) 的結構調整(新自由主義)政策,不僅強加於東歐各國頭上,作為加入歐盟的入門條件,同時也強迫歐豬國家接受IMF的救援方案。

蘇珊·喬治說,歐盟有多位高層曾任IMF要職,兩個組織關係極密切。他們要拯救的不是歐債或歐洲人民,而是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地位。她哀歎歐盟愈益不民主,它的實質權力過於集中到高層,里斯本條約(歐盟用以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改革條約)便是一例,這是歐盟力抗成員國人民的看法,兩番硬闖通過的條約。

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的其中一項權力,就是可進一步在成員國之間擴展私有化的領域,打開所有具有經濟效益的服務,面向市場競爭,這包括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水等。在邁向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大歐洲過程中,建立統一貨幣歐元是一個里程碑,它可以令歐盟各國的金融市場統一起來,從而促進資本在歐洲的流通度,以及迫使歐洲稅制劃一化,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因此,歐洲公民社會中的左翼陣營,與右翼力推脫歐的排外立場很不一樣,前者要反的其實不是歐洲統合本意,而是新自由主義。前法國總統戴高樂曾高喊歐洲人掌握歐洲的命運,獨立自主。如果他仍在生,看到今日歐洲的亂局,將作何感想?

還記得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於1987年6月12日,在柏林圍牆呼喊嗎?他高呼「拆掉這堵牆」(Tear down this wall!),其後,這句話成為名句,人們對此津津樂道,認為有千軍萬馬的力量。而柏林牆也確實終於倒下了,隨之而來的是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終結,終結於西方的「自由」與「民主」的全面勝利,這將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並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

現在想來,「拆掉這堵牆」 背後的意思,其實與真民主無關,卻與資本有關,國際資本看准了這個機會,也抓著了這個機會,但也得需借助政治勢力和有關思想的傳播,知識的再生產。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雷根與柴契爾夫人一上臺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動自由市場主宰論,這意味必須掃除任何阻礙資本流通的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法律規範、環保意識,以至國與國的疆界。如果無法「拆掉這堵牆」,結束冷戰,資本便不能全球流動,由西至東,全面滲透。因此,「拆掉這堵牆」後,跟著有「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式展開,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進入黃金時間,至於冷戰時期受阻隔的地區也相繼發展緊密的經濟關係。

東歐共產倒臺後,當地人民認為他們終於回到歐洲懷抱,其所指的不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價值上,他們原本就屬於歐洲。因此,東歐各國逐一加入歐盟之舉,曾是世界大事。

歐洲聯盟歷經五次的擴展,尤其第五次擴展把東歐諸國納入其中,正式標誌東歐「蘇維埃化」的終結。其實,東歐國家向西傾斜是這麼順理成章之事。華沙約組織隨蘇聯倒下而解體,為填補東歐安全真空,加入北約和歐盟乃是唯一自保之道。再者,他們在經濟上急速轉型,實有賴西歐給與資金和技術、以及在開拓市場上的援助。

東歐自此揚棄史達林式威權體制,融入自由、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等西方普世價值,新歐洲登上國際舞臺。但,融合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歐盟內部所謂「新舊歐洲」的心理圍牆,如何化解彼此間的歧見或障礙,歐盟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否團結一致,乃是歐盟的重大挑戰之一。近年,因著經濟和難民危機,東西歐之間再起波瀾。

我在匈牙利遊走,驚見一示威標語:「歐盟等於蘇維埃」( EU = USSR )。示威沖著歐盟難民強制配額而來。事實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歐盟批評者哀歎歐盟愈益不民主,它的實質權力過於集中到高層,里斯本條約(歐盟用以取代《歐盟憲法條約》的改革條約)便是一例,這是歐盟力抗成員國人民的看法,兩番硬闖通過的條約。

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的其中一項權力,就是不需諮詢下可進一步在成員國之間強加推行歐盟經濟政策,加上歐洲中央銀行可以主導規則,鮮少受公眾監管。這種有上而下企圖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大歐洲雄心,在小國眼中,他們成為歐盟獨裁的犧牲品。

有趣的是,匈牙利總理Orban竟由此逐步有轉向俄羅斯之嫌,向歐盟發出警號。東與西之間,張力仍存。

至於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南歐,對歐盟的疑心更不在話下。我在希臘訪問過的前財長瓦魯法科斯(Yanis Varoufakis),他在訪問中指出,歐債其實是全球資本主義金融泡沫化的一次結構性問題,造就了銀行業界的毒瘤,腐蝕西方國家的經濟體系。

談到緊縮政策,他認為歐盟表面上迫使希臘削減赤字改革,其實另有謀算。他說:「試想,自08年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希臘已經受到壓力,進行大幅度削減赤字,可是這舉動並沒有換來穩定,反而使得希臘更加動盪,進一步削減赤字會邁向更多的災難,他們如吸血鬼般把老百姓的血吸幹抹盡,不管老百姓死活,其目的就是讓希臘的債主能儘快收回所借出去的錢。但,這並不表示我不贊成改革,只是目前的改革方向走錯了。」

他表示,如果歐盟有決心解決歐債,幾個小時便可以解決了,就是加強歐元區的經濟基礎,建立中央金融制度,集中處理各歐元成員國的債務,推出單一的歐元區債券(Euro Bond),一步步紓緩危機。

可是歐元區的大國各有盤算,因為如作出這樣的改革,這意味著他們不可再為所欲為。因此,瓦魯法科斯預測,若歐元區解體,歐洲出現幾個結盟圈,每個結盟圈都會出自己的貨幣單位,在過程中當然會引發全球的金融大震盪。但政客一般都是短視的,只從一己的利益出發。

歐盟發展至今,實在讓人無奈。原本歐洲價值觀建基於歐洲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在強調經濟增長的同時,宣導人權、社會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來,歐洲福利社會型的資本主義處於劣勢,歐盟成員國遂靠向「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但現在傳統價值再次被高舉,勢將又有一番風雨。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責任編輯:胖頭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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