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節(此文為作者在中國TEDxTencent之講稿)

【編者按】認為數位技術和網際網路能夠消除物理世界的不公平,與認為完全自由的市場可以帶來人類的自由發展一樣簡化了問題。無奈的是,我們正活在這樣一個市場和技術都被高度崇拜的世界。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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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第一次學編程的時候,那個十四歲的少年曾經有一個夢想:未來有一天,我能用我編寫的軟件統治世界。現在,隨著IT技術、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軟件統治世界」已經由不著邊際的幻想變成了觸手可及的未來可能性。對於這個軟件與網絡構建的新世界,人類曾經充滿美好的構想。John Perry Barlow在1996年的EFF論壇發布的《網絡社會獨立宣言》中這樣說道:「我們正在創造一個世界: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可加入,不存在因種族、經濟實力、武力或出生地點造成的特權或偏見。」我們曾經滿心希望,數字化技術將消泯物理世界的隔閡與不公,給我們帶來一個天下大同的美好未來。

然而20年後,互聯網似乎並沒有循著我們的期望發展。《與機器賽跑》一書引用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指出,自1999年以來,儘管GDP有明顯增長,家庭收入中位數卻停滯不前。換句話說,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發展帶來的利益,並沒有惠及普羅大眾。相反,我們在全球範圍看到了機器取代勞動者、並造成結構性失業的趨勢。以美國為例,美國的人口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增加了3000萬,但就業機會幾乎沒有增加,於是就業率從2000年的64%跌至不到58%。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普通人的就業不隨GDP上升,而這正是IT科技發展的直接結果。

與此同時,掌握科技的少數人、少數企業很可能憑藉自己對技術的壟斷作惡,把這個數字化、網絡化的未來變成一個邪惡黑暗的世界。尤其以下幾種科技作惡的方式,值得引起警惕。

逃避社會責任

層出不窮的互聯網分享經濟業態不僅讓我們見識了花樣百出的促銷,也讓我們見識了一種新奇的邏輯:好像只要把生意搬到互聯網上去銷售,企業就可以不必為之納稅。2013年,紐約市政府對AirBnb的用戶Nigel Warren處以總計約7千美元罰款,從而認定AirBnb根本的業務模式—短期租房—為非法。甚至在AirBnb大本營的舊金山市,短期出租公寓在很長時間內也屬於非法行為。究其原因,就在於AirBnb運營的短租房業務實質上提供了酒店的服務,也收取了相當於酒店的費用,卻沒有承擔酒店行業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僅就酒店稅一項,AirBnb拖欠舊金山市的稅款據估計一度高達2500萬美元。

互聯網企業頻頻以「去中介化」的方式顛覆傳統行業。然而在顛覆了低效、低質量的傳統中介之後,互聯網企業立即建立壟斷力更強的「賽博(Cyber)中介」,在快速佔領市場、形成實際上的壟斷之後,就開始單方面修改與司機之間的協議。例如一位西雅圖的司機透露,優步最初以每小時25美元收入吸引他加盟,最後他的收入卻一路降低到了每小時2.64美元。

在攫取收益的同時,這些互聯網企業常常拒絕對為他們工作的勞動者承擔責任。舉例來說,儘管出租車司機比從事其他職業的勞動者被謀殺的機率高20倍以上。然而Uber和Lyft等提供分享租車服務的公司卻拒絕為司機提供任何保障。另一方面,當司機對乘客施以暴力、甚至當街開槍殺人,優步只是堅稱其針對司機的背景調查「非常可靠」,同樣拒不承擔任何責任。對於肆無忌憚猥褻女乘客的司機,滴滴只是「承諾對司機永久封號,並給了這位女乘客10元順風車優惠券作為賠償」。勞動者社會保障的缺失同樣嚴重。在國內,我們看到一些分享經濟「平台」以「解放手藝人」、「實現財務、時間、心靈三大自由」等口號吸引勞動者,卻並不提供國家明文規定的勞動保障。

這些企業有一個常見的邏輯:他們提供的只是「平台」,在平台上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並非企業的僱員,因此平台也無需對服務提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負責。然而隨著平台壟斷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實際上已經在為某個或一兩個平台全職工作。例如一個針對美國網租車司機的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司機服務於Uber和Lyft兩家平台。當勞動者實際上全職為一家公司服務,再用「平台」的說辭拒絕承認勞動僱傭關係,就純粹是企業轉移風險的手段:將收入不穩定、不可逆轉的資本投入、潛在的犯罪、突發事件的風險都轉嫁到了個人身上。

屏蔽大眾的聲音

為了刺激城市白領消費,我們的網絡信息空間著力塑造城市白領「中產階級」的理想生活狀態,從而營造了一種城市白領專業人士的生活水平屬於社會中等、與大多數人相當的錯覺。實際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281元(編按:單位為人民幣)。據某不具名稅務工作者的非官方估計,個人月可支配收入5000元以上就屬於前10%的高收入者,個人月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可能屬於前1%的高收入者。從這個意義上,網絡信息空間營造的「中產階級」形象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據Schradie的數據,美國網民中只有不到30%參與網絡內容生產,其中大部分(21%)又是以社交網絡的形式,以博客等形式產出較為嚴肅的內容的人數僅佔8%。不難想像,這個真正生產內容的精英人群,正是這個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人群。內容產生者的集中,也加強了這個人群「大多數」的錯覺。

當這些高教育水平、高收入人群自認為是社會的「大多數」,這種印象就會影響公眾議題的設置。例如霧霾問題近幾年成了萬眾矚目的環境議題,似乎霧霾就是中國最嚴重、最急切的環境問題。然而正如評論者指出的:

作為眾多環境污染問題之一,霧霾之所以會被大家如此重視,作為優先級被選中、被討論,完全是因為霧霾觸犯到了生活在城市中、掌握輿論話語主權的中產階級的利益。雖然,霧霾的危害並不僅面向中產階級,但它卻是身在城市空間中的中產階級最看得見且關切的污染。而對於身處農村空間中的底層窮苦百姓而言,土壤和水是直接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相比於藍天,乾淨的土壤和水更有用處。

作為人口主體的工人、農民,他們的訴求無法被提出,只能作為城市白領訴求的附屬。當城市白領的訴求與工農的訴求相衝突時,我們就會看到一種怪象:打著「大眾」的名義提出的訴求與大眾的利益根本違背。教育改革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當重點大學裡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不斷滑落,當農村學生考上任何高等教育機構的機率只有城市學生的1/8、考上頂尖大學的機率只有1/21,在教育領域年年被提出的議題卻是「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當作為高收入階層的知識分子、城市白領佔據「中產」的地位,真正的「大眾」就在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中被噤聲了。

Spivak問「底層人能說話嗎 」,而我們看到的是,作為大多數的工農階層都不能說話。這個現狀與信息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不無關係。正如邱林川指出的,從尋呼機,到小靈通,到功能機,到短信…中國信息技術的升級換代從來不是為了用戶的便利,而是為了創造更大的利潤。為了兌現利潤,信息技術的提供者不僅盡快下線舊技術,而且通過「中產階級」的傳播空間製造對新技術的渴望。在這個過程中,大多數人僅僅被視為消費的主體而存在。網吧的發展歷程很能折射這樣一個狀況:當年的天宇網吧還承擔了社區網絡接入和信息技術教育的作用,而自從藍極速網吧大火以後,網吧就完全成了吸引消費、令人成癮的一種工具。

製造i奴

網游、頁遊吸引著眾多年輕的農民和工人。據新浪游戲調查,不少富士康工人把大半休息時間花在遊戲上,因為這是他們「所能找到的最省錢的娛樂方式」。他們「日復一日地玩著遊戲並不是因為它多有趣,而是單純的『不知道還能幹嘛』」。以富士康為代表的現代工廠在每天超過十小時的工作時間中佔有工人的勞動與自由,隨後互聯網帶來的成癮性消費來榨乾這些年輕人剩下的時間和僅有的餘錢。整個體系嚴絲合縫,把這些工人變成了推動信息產業發展的奴工。

被這些奴工生產出來的信息產品(例如iPhone)則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將更多的人變成奴隸—邱林川把這種「信息時代的奴隸」稱為「 i奴 」。17世紀的奴隸制有兩個根本支柱:一端是對奴隸的人身控制從而獲得廉價勞動,另一端則是製造成癮性消費從而創造持續大量的需求。例如蔗糖、咖啡、煙草、可可、鴉片,都是這種成癮性消費的例子。在信息時代,對「i奴」的人身控制是通過富士康的「半軍事化管理」來實現的,成癮性消費則是通過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灌輸塑造的。和90年代不同,現代越來越多的軟件應用打著「社交」、「休閒」之類的旗號,實質上就是起到令使用者成癮的效果。當我們後退兩步審視這些信息工具是否真的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得到的答案可能很不確定;可以確定的是,在體驗設計、大數據等技術的幫助下,信息產品越來越有效地使用戶成癮,並不斷消費。不僅富士康的工人成為信息時代的奴隸,信息產品的消費者也成了全年無休的「i奴」,就連節日也被變成了消費的誘因。

這個趨勢在未來的發展可能相當可怕。我們已經可以預見一些技術例如無人駕駛汽車的發展能帶來什麼影響。當深度學習和各種智能設備得到充分發展,人類有可能陷入一種完全被奴役而失去自由的悲慘狀態:人們起床、吃飯、上班,卻完全不知道做這些事的意義,淪為被機器控制的奴隸。這種可能的前景,要求IT的從業者對未來、對自己創造的技術工具充滿警惕。

程序員應有的責任

面對科技可能被用來作惡的現實與未來,IT專業人士不能再用「科技中立論」為藉口迴避社會責任問題。科技可以沒有價值判斷,但使用科技的人有。如果做搜索引擎的人在自己家人生病時不用自己做的搜索引擎尋醫問藥,如果做視頻網站的人不會讓自己的女兒看自己做的視頻網站上的內容,如果做社交網絡的人勸告自己的父母不要相信自己做的社交網絡上傳播的信息,那就說明這些人知道自己是在作惡。IT專業人士有責任用「是否願意讓自己家人使用」這個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工作,對使用科技可能造成的後果充滿警惕,這樣才有可能避免技術給我們帶來一個黑暗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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