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霎那

來源:破土首發

【破土編者按】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1990年的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同性戀”從精神疾患的名單上剔除。一個世紀以來,我們見證了越來越多性小眾權益被主流社會認可。然而,在“自由選擇”和“自由市場”的話語下,性/別少數成為可以被吸納為具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和世界公民。那些支持同性戀的跨國公司推行“多元和平等”的理念,卻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通過剝削勞動者獲利。面對低收入底層性/別少數變得越來越不可見,酷兒政治亟需重新審視歷史中的性實踐、挖掘被遺忘了的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酷兒鬥爭的方式,重新思考如何重建一個激進的、左翼的酷兒運動來解放在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中被多重壓迫的社區和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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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reative commons@naive art)

同性戀主流化是勝利還是妥協?

不可否認,近些年的性/別少數權利和解放運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LGBT議題在主流媒體和大眾文化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見性。特別是蘋果公司CEO庫克出櫃、2015年美國高等法院在50個州合法化了同性婚姻等大事件,為國際LGBT和酷兒運動帶來了不少的正能量。但是,正如激進的酷兒運動者指出的,性/別少數解放運動力圖重建性/別體係以及其背後所依賴的不平等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的目標,還遙不可及。尋求被軍隊、核心家庭和主流社會接受和同化的政治,並不是真正的酷兒運動的勝利。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重建一個激進的、左翼的酷兒運動來解放在性別、種族、階級和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中被多重壓迫的社區和群體

性/別身份在資本主義中的建構

正如很多女權主義和性別研究者指出的,性/別身份並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中被不斷建構和改變的。當代同性戀身份興起和資本主義體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正如歷史學家John D’Emilio在《資本主義和男同性戀身份》一文中指出的,當代的西方男、女同性戀身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18、19世紀資本主義快速的發展打破了17世紀以家庭為中心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造就出獨立的靠工資生存的個體—自由勞動力,他們不再依靠家庭作為生計來源,因此擺脫了以生殖為目的的性,從而獲得了更多的以尋求享樂為目的的性實踐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當代同性戀生活方式、性身份、社區以及同志運動成為可能,並在二戰後蓬勃發展。

資本主義看似為性/別少數群體提供了自由發展的空間,但事實上卻是壓迫性少數,特別是有色人種、移民社區、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源泉和罪魁禍首。正如Martin Duberman指出的,酷兒社區大部分是由工人階級和低收入人群組成的。他們的階級劣勢本來就是他們的性身份、種族和其他身份的交叉造成的。這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平等就業機會、優厚的工資、工會聯盟、重組資源分配和顛覆不平等的經濟制度應該是酷兒運動的目標。

但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很多在LGBT權利方面取得的成功和進步,恰恰是建立在剝削其他被邊緣化的社區政治和經濟權利的基礎上的。例如,為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奠定基礎的關鍵案例–Edith Windsor遺產繼承案,本身就是為了維護富有的同性戀階級的利益,保證Windsor的巨額遺產可以合法傳承,使特權階級和國家共同受利。支持和贊助同性戀彩虹遊行的跨國公司,一方面推行“多元和平等”的理念,卻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通過剝削勞動者獲利,並且無法保障他們對員工承諾的福利。美國軍隊雖然廢除了“不問不說”的政策,但是LGBT軍人在阿富汗慶祝他們的“自豪日”的同時卻忘記了美軍對其他國家暴力的侵略。在中國,2014年的《首屆中國LGBT群體生活消費指數調查報告》看似是商業推動LGBT權利和可見性的成功例子,但是調查涵蓋的人群、問卷問題和調查傳播途徑證明調查只針對中產階級和有消費能力的LGBT群體,不僅僅忽略的低收入底層的邊緣性/別少數,還進一步為通過商業和資本這樣的酷兒解放方式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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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LGBT群體生活消費指數調查報告》

如今我們面對的資本主義體系—新自由主義,具有強大的延展性和伸縮性。它可以通過適應和包容多元身份來為了自己的利益服務。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自由選擇”和“自由市場”的話語下,性/別少數成為可以被吸納為具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和世界公民,進而以“自由市場”為中心的邏輯和建立在此邏輯上的“自由”的假像被不斷鞏固和強化,只要這種“多元”不觸及其根本體制結構和利益。正如西方LGBT群體中的流行語描述的, “To be gay is to wear Prada.”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彩虹經濟”的蓬勃發展帶來了社會寬容和進步的假象,但實際上它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副產品。

國際左翼和社會主義酷兒運動

社會主義和激進的性/別平等解放運動有著很長的相互交織的歷史。早在19世紀初期,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查爾斯-傅里葉就提出只有解放被壓迫的同性戀,社會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廢除了沙皇俄國的反雞姦法案,成為歐洲最早的合法化同性戀的政權之一。即使在30年代斯大林對同性戀的迫害下,也有像Harry Whyte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堅持捍衛解放同性戀的社會主義道路。在50年代的美國,頂著麥卡錫主義下盛行的“紫色恐懼”(恐同)和“紅色恐懼”(恐共),共產黨員Harry Hay及同伴創立了同性戀秘密組織Mattachine社團,在共產主義理念的指導下,尋求與勞工、種族解放鬥爭合作的同性戀運動從而解放全世界被資本主義壓迫的群體。

60、70年代,左翼同性戀團體的運動在美國蓬勃發展,例如淡紫色的威脅、左翼同性戀聯盟和社會主義同性戀運動前線等組織,都把運動的目標設立為與其他受壓迫的少數群體聯盟,消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機制。再比如,Leslie Feinberg是著名的堅持通過馬克思主義在實現跨性別解放的運動者和學者。即使在今天,社會主義和左翼在美國被妖魔化和邊緣化的環境下,仍有很多例如Queer Socialism這樣的左翼組織堅持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和鬥爭。

社會主義酷兒政治在中國的困境

左翼的、社會主義的酷兒政治在中國似乎是難以想像的,或者說是被邊緣化了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劉奕德(Petrus Liu)指出的,是因為“酷兒”和“社會主義”在學術界和社會運動中被建構成相互矛盾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時期同性戀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對 社會主義道德的腐化。這種建構本身就是國際政治和權力爭霸的結果,是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權力關係對中國在性方面的影響。現今在中國,一種普遍的對性/別少數可見性的興起和同運的發展的解釋把改革開放看作是對性解放的原因,並把社會主義全盤否定為對性的壓抑。

不可否認,在國家社會主義階段,特別是60年代以及80年代的嚴打時期,性少數群體(包括異性戀的多元的性實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壓抑和打壓。但是我們要認識到國家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和激進社會主義思想和政治的區別。把酷兒和社會主義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不僅僅忽視了激進的左派對性解放的各種鬥爭,還在另一方面強化了國際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環境下的新形態,使女權主義和酷兒政治不能有效地評判國家對性的暴力,以及被“自由”外衣包裹下的對酷兒社區的二次壓迫和邊緣化。

走出這種困境,不僅僅需要我們對酷兒運動和國家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深度和多角度的研究,重新審視歷史中的性實踐以及挖掘被遺忘了的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酷兒鬥爭的方式,還要從認識論的角度對現今酷兒運動和學術界的知識生產以及其背後的國際不平衡權力關係進行反思。Petrus Liu的近期作品為這樣的反思提供一個先例。在《酷兒馬克思主義》(2015)一書中,他質疑新自由資本主義和homonormativity是當今中國酷兒研究和運動的主導趨勢,通過例如對崔子恩等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同志作品的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解讀,挖掘有別於西方主導的酷兒運動的鬥爭和批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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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goodreads)

我個人的博士論文通過人類學田野研究和口述史的方式記錄中國性/別身份發展和社會主義的複雜關係:文革時期進行男男性行為的人群如何通過社會主義理念對抗紅衛兵的暴力,公園漁場等男同性戀據點如何關注階級和農民工問題,以及青年女權/酷兒如何進行從性別和階級的多重壓迫的角度開展社會運動和鬥爭。在這裡我想舉一個簡短的例子。17歲的小P離開河南老家到北京打工,沒有文憑和資本的他聽說牡丹園是一個同志的聚點,很快公園的長椅和鄰近麥當勞變成了他的“安身之所”。“點兒”上的幾個老同志給他湊了點錢,讓他洗了個乾淨澡,理了發,給他提供了幾頓素炒餅,並介紹他到北京不同的人才市場,交給他求職的技巧。

小P在公園裡不斷認識到了他的同志身份,但這個身份不僅僅是個人的性身份,也和那種通過資本主義消費和高級知識分子建立起來的身份截然不同,因為對於他,“同志”包含了集體和社區感,以及對社會經濟不平等造成的差異和對底層同志的剝削的反思和批判。對於小P,他關注的事情和有消費能力去的起Destination 和Funky(北京知名同志酒吧)的同志不同,他不僅僅從底層的生活中獲得了權利的意識(經濟權和性權的交叉,包括如何保障自我的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並且拒絕被同化和“提升”到那種以消費為中心的同志身份中。現在,小P一邊在一家餐館做洗碗工,一邊在“點兒”上做著艾滋病宣傳志願者。

相比起國際上和歷史上的激進的、左派的和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酷兒鬥爭,現今中國的社會主義酷兒運動看似並無組織和規模。令人遺憾的是,主流的同運和性/別研究把大量的資金和精力花費在塑造社會“多元”和“包容”這樣的理念上,通過著名人物(時尚界和商界的特權人物)和著名事件力爭性/別平等,卻很少反思“多元”和“包容”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這樣的話語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下產生和運作,又如何邊緣化了同誌社區中的不具有階級和教育優越性的成員。相反,這樣的運動和研究不僅僅不關注還貶低底層同志,認為他們不具有社會參與性和權利意識,需要被領導被解放,卻不會思考一個生活不能自保的同志、性/別少數者不具備參與運動的物質條件,因此不斷被邊緣、被忽視。在酷兒和性/別少數的運動還沒有被資本的邏輯同化的時候,呼喚中國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左翼的酷兒運動和學術研究還為時不晚。

(本文為破土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如有轉載,請註明來源。責任編輯:黃亞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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