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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節

破土編者按:日前,香港歌手何韻詩在芬蘭旅遊時於分享型租房平台AirBnb上預定了一間用戶評價優秀的房間。不幸,何在留宿期間遭到男屋主的性騷擾,只能半夜獨自逃離並報案。AirBnb迅速回應,安排專門安全部門(Trust and safety department )進行調查並永久剔除當事屋主。盡管如此,這一事件再次曝露了分享型經濟的缺陷和尷尬。除了對用戶隱私、安全的保障力度有待提升,諸如AirBnb和Uber這樣的分享經濟平台,正越來越偏離其初衷——通過提升資源利用率而創造顯著的社會效益,而面臨著無視勞動者權益、逃避社會責任等「指控」。


分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是時下方興未艾的新經濟形態。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和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發布的報告,2015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規模約1.95萬億元,分享經濟提供服務者約5000萬,保守估計參與分享經濟的活動總人數超5億。而且預計未來五年中國分享經濟增長年均速度將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場規模或將佔中國GDP的10%以上。通過去除市場中介、將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直接聯結,分享經濟使消費者享受到更便宜、更便捷的服務,從而創造巨大的市場空間。除了經濟效益以外,分享經濟還能通過提升資源利用率而創造顯著的社會效益,例如分享租車公司Liftshare就稱其服務每年能減排二氧化碳11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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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企業發展分享經濟的同時,政府監管部門也需要同時註意到分享經濟存在的一些潛在問題。本文將結合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討論分享經濟在這些國家已經暴露出來的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針對這些潛在風險,政府需要早做準備,對企業和行業加以合理的監管與引導。

全球分享經濟業態首當其沖面臨的問題是公共責任的缺失。2013年,紐約市政府對AirBnb的用戶Nigel Warren處以總計約7千美元罰款,從而認定AirBnb根本的業務模式——短期租房——為非法。甚至在AirBnb大本營的聖弗朗西斯科市,短期出租公寓在很長時間內也屬於非法行為。究其原因,就在於AirBnb運營的短租房業務實質上提供了酒店的服務,也收取了相當於酒店的費用,卻沒有承擔酒店行業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僅就酒店稅一項,AirBnb拖欠聖弗朗西斯科市的稅款據估計一度高達2500萬美元。在政府的持續施壓下,AirBnb已經開始在一些地區開始繳納酒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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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愛+AirBnb=好的社區?不一定哦科科 圖片來源:AirBnb

AirBnb的例子對於各種業態的分享經濟都是一個很好的警示。具體而言,在基於互聯網的新業態面前,原來的稅收與監管無法生效,從而使分享經濟成了逃避稅收及其他社會責任的灰色地帶。仍以AirBnb為例:由於大量公寓短期出租,原本的居民社區實際上變成了遊客社區,公共設施、安全等方面都需要承擔更大的壓力,然而AirBnb卻並不負擔對應的稅收成本,等於是侵占公共權益為企業營利。正如《衛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所說,不應該僅僅因為一些公司通過互聯網提供服務就豁免他們接受管制和納稅的義務。政府以稅賦的方式為各行各業設定了參與社會整體建設的機制,而一些新興企業打著「分享經濟」的旗號,享受社會整體建設的成果、卻逃避其應有的責任,這顯然不是應該得到鼓勵的分享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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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避社會責任的同時,對應的超額利潤卻並非總是——像這些企業宣傳的那樣——被「分享」給真正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以互聯網租車的領導者優步為例,盡管優步一直宣稱其業務模式能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然而真實的數據卻並不樂觀。有研究者指出,盡管優步司機得到的收入普遍高於出租車司機,但一旦算進用車養車成本,優步司機的實際收入很可能還不如出租車司機,且安全條件更差。更甚一步,優步在快速占領市場、形成實際上的壟斷之後,就開始單方面修改與司機之間的協議。例如一位西雅圖的司機透露,優步最初以每小時25美元收入吸引他加盟,最後他的收入卻一路降低到了每小時2.64美元。正如一位來自伯克利的研究者所說,臨時性、非全職的工作、通過中介雇傭或根本沒有雇傭關係,這些工作形式會嚴重損害勞動者在企業面前的議價權,從而導致勞動環境惡化:收入被壓低,勞動者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

壟斷企業拒絕分享的不僅是利潤,還有保護勞動者及消費者安全的責任。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的統計,出租車司機比從事其他職業的勞動者被謀殺的幾率高20倍以上。然而Uber和Lyft等提供分享租車服務的公司卻拒絕為司機提供任何保障。另一方面,當司機對乘客施以暴力、甚至當街開槍殺人,優步只是堅稱其針對司機的背景調查「非常可靠」,同樣拒不承擔任何責任。當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質疑優步宣稱的安全性,優步的反應只是去掉了諸如「最安全的乘車方式」等宣傳詞,並將每次乘車時收取的1美元「安全乘車費」改為「叫車費」。風險仍然全在司機與乘客身上。

以優步為代表的分享經濟企業有一個常見的邏輯:他們提供的只是「平台」,在平台上提供服務的勞動者並非企業的雇員,因此平臺也無需對服務提供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負責。然而隨著平臺壟斷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實際上已經在為某個或一兩個平台全職工作。例如一個針對美國網租車司機的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司機服務於Uber和Lyft兩家平台。當勞動者實際上全職為一家公司服務,再用「平台」的說辭拒絕承認勞動雇傭關系,就純粹是企業轉移風險的手段:將收入不穩定、不可逆轉的資本投入、潛在的犯罪、突發事件的風險都轉嫁到了個人身上。在中國,我們也看到一些分享經濟「平台」以「解放手藝人」、「實現財務、時間、心靈三大自由」等口號吸引勞動者,卻並不提供國家明文規定的勞動保障。這種損害勞動者權益的做法,反過來又會增加安全風險,而且對社會安定和諧帶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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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生事物,分享經濟對傳統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帶來沖擊是情理之中的事。各個領域對應的政府監管部門需要保持對分享經濟形態的關注,尤其關註其中是否存在侵占公共利益、損害勞動者權益、推卸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並及時予以干預。同時,正如麥肯錫的一篇文章所說,新環境下的企業應當主動尋求與政府合作,共同訂立適合新技術和商業環境的監管框架,從而使科技創新的力量健康發揮。例如「滴滴出行」與政府部門和行業專家積極合作,升級安全審核標準,主動承擔交通事故時的賠償責任,就是一個行業自律、政企協作、共同探索分享經濟健康發展路徑的好例子。

針對分享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潛在風險,筆者向中國監管部門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 政府監管部門需要建設與移動互聯網時代相匹配的技術手段,改變各地監管各自為政的局面,對基於互聯網經營的分享經濟企業全國統一管理,直接從企業總部獲取第一手營運數據,根據數據依法、如實收取稅費,並基於大數據分析對行業進行統籌管理。第二,要將安全、用戶隱私、乃至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落實在企業主體身上,杜絕企業以「分享」為由推卸社會責任。第三,要著力維護分享經濟形態中勞動者的權益,約束企業隨意操縱定價、榨取勞動者利益的行為,確保勞動者在自由參與分享經濟的同時享有「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唯有政府監管部門負起責任,做好上述三方面監管工作,方能確保分享經濟以對企業、消費者、勞動者、社會幾方都有益的軌道上健康發展。

本文刪減版發於《經濟日報》破土獲作者賜稿,首發原文。原標題:警惕分享經濟的暗面 責任編輯:胖頭陀 圖片編輯: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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