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話語研究的奠基之作

破土編者按:安德訓(Ann S. Anagnost),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曾任《文化人類學》期刊編輯,目前主要研究食物主權方面問題,並參與相關行動。本文摘自其National Past-Times 一書(杜克大學出版社1997年),以 1991年進行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來剖析中國作為「人口過多」的民族這一概念:一方面探索中國官方話語如何將中國人口建構為一種「過餘物」,並將中國人的身體描繪為消耗性身體或生產性身體;另一方面探索這種官方話語在民間關於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發展的希望或絕望的日常表達方式所起的作用。本文的分析集中於一系列話語範疇與人口問題的關係,如八十年代的文化爭論、社會失序話語、黨和國家的自我再現方式、以及一種新的馬爾薩斯式的理性在晚期資本主義情境中的全球擴散。本文為首篇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思考「素質」問題的文章,並為作者後續的《「素質」的身體政治學》(《中國研究》2005年第一期),和其他學著關於「素質」概念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時代變遷,「計劃生育」政策已成為過去,此時回望,我們也許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歷史的複雜性。


序言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同我先生和兩個孩子來到中國。在上海,我們一下飛機,撲面而來的是人們對我們有「多個」孩子的強烈反應。走在鬧市街頭,小販們,大部分是老太太,會一邊敲著竹板兒,一邊和道:「有兩個喲!」有人問我們怎麼會生兩個孩子。我先生回答說,因為我們是外國人。這種回答似乎讓他們滿意,它將我們置於一種特殊的群體之中——像中國的少數民族,眾所周知,針對他們有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我已經知道在中國生育問題是受公眾密切關注的,但我沒有料到這會觸及到我的家庭,儘管我們一看就是局外者。我們並沒有覺得這種關注有什麼敵意,相反,我們感覺它主要表現的是人們對此事的驚訝,以及部分贊同。但是,這種焦點式的關注使得我們有兩個孩子這件事成了一種異常現象,我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作解釋。他們的這種驚訝促使我思考,在中國是否已經普遍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人自願只生一個孩子。我開始問自己:計劃生育政策的意義在多大程度上由最初僅僅作為解決發展問題的手段而擴展為現代性自身的標誌?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中國作為「人口過多」民族,這個話語建構。當我說這個概念被積極建構時,我不是想爭論中國是否真的「人口過多」,而是說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人口問題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話語中具有何種意義。人口問題帶來了一種「剩餘價值」,亦即它使得「人口」成為貫穿改革時期的一種生產性話語,重塑了人們對民族的歸宿感。因而,本文將集中討論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如何體驗人口過多這一現象。在這個語境中,我們看到身體作為消耗性身體或生產性身體的多重形象,這些形象清晰地闡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體的教化和規訓實踐(pedagogical imperatives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s)。既然人口話語能強有力地塑造人們對民族命運的關心,那麼,我們就必須考慮人口概念在持不同政見者話語中的作用,以及在表達民間的日常希望或絕望中的作用。

人口問題如此深地滲入民族心理並廣泛普及到不同利益群體之中,這使我們想知道:是什麼賦予了人口問題這樣的領導權?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受到的民間抵制比任何其它政策都更強烈;另一方面,計生政策又是最能夠重新喚起集權控制的一種政策。在80年代末期社會運動的高潮中,當全國學生和知識份子遊行示威,要求擴大政治權利時,卻從未有人提及生育權問題,恰恰相反,示威者認為人口問題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並且必須由中央政府來處理。既然計生政策是一種苦行,同時它又能重振党的領導人的國家主義雄心,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為何這樣的政策竟會被人們廣泛接受呢?

提高人民素質

在一次有關中國烹飪的熱烈討論之後,我們的「中國」主人說:「中國理應是個富強的國家。」言下之意就是,中國還遠未達到這一目標。當我們沉思這個失敗的含義時,談話中斷了。1

火車包廂裡坐著兩位女人。一位是中年的,身穿一套白色化纖西裝。她的太陽鏡使人很難看清她的臉。有時她好象在睡覺,不睡覺的時候,她就凝望窗外,從其酸澀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的不滿,甚至絕望。從小時候逃到臺灣以來,這是她第一次大陸之行。另一位二十來歲,她剛到上海送走了要去日本留學的朋友,現在正在回家途中。中年女人說,她正要去探望多年前留在大陸的親戚。「我叔叔跟我說過上海是個美麗的城市。」她的語氣中明顯地透露出不信。在她眼中,革命前殖民地城市的外灘及其它著名景點看上去凋敝破敗。火車上衛生很差,列車員服務態度也不好,她忍不住辛酸地問道:「中國人怎麼了?我們怎麼會是什麼都做不好?」那位年輕女人平靜地回答道:「人民素質太差--人口太多了。」2

上述引文可描繪出90年代初期民族命運的危機感在中國城市居民中彌漫到了何種程度,以及這種情感與人口問題有著多麼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頗具表現力的第二段中,作為局外者的臺灣女人被年輕女人隨意教導了一番,而後者所用的詞好象來自那些給基層官員看的關於人口素質問題的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例子表明了對人口素質問題的關心在社會話語中流動的日常語境。是什麼使得人口概念在社會生活中變得如此普遍呢?3

自從1978年獨生子女政策提出以來,人口不僅作為問題也作為中國未能把握民族命運的主要原因而被不斷提及。而在80年代,中國人口話語發生了一種微妙卻深遠的轉變,即從強調人口數量到強調人口品質的轉變。這一轉變的意義在於,它使生育從作為國家控制與科學研究的客體擴大為中國民族意象(national imaginary)的中心。人口「素質」(品質)成為新興的中國文化評論的中心,隨著中國經濟向世界開放,評論的鋒芒卻轉向國內,它把欠發達的責任從西方帝國主義轉而歸咎於中國固有的因素。這一概念很容易跨越官方措辭與日常用語間的界線,以及御用知識份子與持不同政見者間的界線。通過人口素質問題在中國社會的廣泛普及,民眾情緒與党在後毛時代欲重建其領導權的目標相互協調。同時,這一問題被當作中國社會主義失敗的標誌,為組成有力的在野政治提供了材料。為全面理解這一概念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多重維度, 我們必須探尋它在多個話語位置中的流動。而且,我們還必須從歷史角度探尋這一概念,注意它如何與二十世紀初中國關於現代性的建構相呼應,以及它與二十世紀後期全球資本重組之間的聯繫。

人口素質這一概念涵蓋了極大的話語與實踐範圍:避孕、育兒、衛生、教育、技術、法律、優生學等等。提高人口素質這一工程究竟在最近五年的官方措辭中有多麼普遍,這很難用語言來表達。4黨不斷強調人口的所謂在生理和教育方面的素質之低、知識之貧乏、數量之多、紀律之匱乏,以及少數民族和偏遠群體的基因之低劣。官方措辭,甚至最含糊的說法,在日常用語中也能找到非常詳盡的表述。中國需面臨「四小龍」與日本的迅速工業化,以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因此人們關於人口素質的日常言論經常表達出民間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不穩定地位的憂慮。中國力圖完成現代性,而現代性卻一再地規避而去,因此這些民間言論不時地表現了對這一狀態的普遍絕望。同時,人口問題通過喚起「社會不穩定」的幽靈--對「亂」的恐懼——激發了一種對強大集權國家的贊同。這種恐懼還暗含了另一層面,即人們擔心中國的龐大人口能否被改造成有紀律的公民而被駕馭以實現統一的民族目標。由此可見人口數量和品質以及二者被提到民族議事日程,這三件事之間的重要聯繫。

獨生子女政策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嚴格的人口政策,但人們對社會混亂的恐懼應該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這一政策能具有領導權威。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人口統計帶來了戲劇性的扭曲,給具體家庭與婦女帶來了極大痛苦,由此看來,這一政策似乎是一座民族自殘的紀念碑。另一方面,雖然很容易使人們談論他們對生育希望受挫的不滿,但是要讓他們直接去批評這一政策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對外國研究者)。

我們是否應該假定,說話主體(the speaking subject)不願意公開批評人口政策這一現象是衡量國家權力在主體中的內化程度的一種尺度呢?這樣說就會模糊人口是如何超越官方話語而給人們提供了一種表達民族憂慮的介質。為了理解這一問題為何會變得如此普遍,我們可以從它近十年來的發展軌跡開始探尋。素質概念在後毛時代第一次被擺到重要位置,始于臺灣作家柏楊頗具爭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該書於1985年首次出版,並被迅速介紹到大陸,它給那裡的知識份子以深刻的印象。5這本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自身具有阻礙文明與民主發展的因素。這一問題隨即引發了一段時期強烈的「文化反思」。不久以後,一篇由國務院草起的關於農村貧困的大報告把中國的落後完全歸咎於人口素質的低劣。6這一報告在電視系列片《河殤》的創作中被用作參考資料,《河殤》把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視為中國經濟落後的基本因素。7雖然這樣一來,人口素質問題就變得與要求政治改革的對立呼聲相聯繫,但是,它在「六四」以來的國家計畫中從未消失過,恰恰相反,它似乎獲得了新的推動力,並在1991年第八個五年計劃中佔據了顯赫位置。

更令調查者印象深刻的是人口素質概念在闡述對中國現狀與未來的擔憂的日常用語中的漫溢程度。「人口素質」是個多義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在官方措辭中、在優生學話語中、在法律中以及在劃分社會群體和社會利益中(如劃分知識份子與工人、漢族與少數民族、核心與邊緣)——有不同的含義。當人們(包括黨政幹部)在九十年代「開玩笑」說中國最好的發展政策就是把人口的一半殺掉時,或者當知識份子建議說應該更好地發揮競爭和「優勝劣汰」的作用時,甚至當他們悲歎在過往運動中遇難的是學生而不是農民時,「素質」的多聲性最為凸現。以上例子也使我們注意到在想像的民族共同體中的深度分裂:一些精英知識份子將農村貧困民眾不僅視為可犧牲的多餘物,而且視為中國實現富強的重要障礙。當然,「人口素質低」這一概念在城市和沿海經濟特區的居民中很受歡迎。的確,在最近五年官方措辭中對「偏僻地區」 這一概念的建構就表明了人們已廣泛意識到中國戲劇性的區域重組(reterritorialization),即高速發展被集中在同全球市場接軌的富裕沿海地區。

然而,人口素質概念在那些被劃分為「落後」或「偏僻」的地方也受歡迎嗎?1989年5月,一個從廈門回到福建內陸家鄉的「個體戶」對我說,經濟改革只是「表面上」,只有進行政治改革時,經濟改革才會擴展到像他那樣的村莊。內地居民不一定把他們的貧困和落後歸咎於他們自身,而認為貧困的原因是政府貶低(disvalue**)他們並把他們排除在高度限制的經濟特區之外。8

毫無疑問,改善人口工程處於後毛時代党重建其領導權這一工作的中心。「泥腿子大眾」是國家存在的理由--他們是建構教化工程的材料。而這一教化工程則是任何有關政治改革討論的前提。以蜜雪兒 · 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說法,我們可以看到「性」(sexuality)(其最廣的定義包括全部人口的有性生殖)成為「政治運作、經濟干預(通過刺激或抑制生育)、以及提高道德和責任標準的意識形態活動的主題:性被作為社會力量的指標,顯示了社會的政治力量及其生理活力。」9

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人口話語中,人們責備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抵消了任何現代化的努力。人口工程的目標不僅是降低增長率,也延伸到「提高人民素質」。從強迫人們接受生育限額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意識形態實踐,「提高人民素質」這一概念彌漫於黨的政策之中。在某種程度上,人口工程也被用作給社會主義下了一個與作為「他者」的資本主義相對的定義。全面貫徹的計劃生育成為能證明社會主義優越的計畫理性(planning rationality)的焦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人口政策為福柯所定義的現代國家理性提供了佐證,甚至將其提高到新的層次:為了人口自身的好處而不是為了國王致富的人口管理是現代國家的標準理性。10在中國,社會被看作是一台受強大中央權威精細調控的巨大機器,長期致力於計生政策將把生產與再生產帶入一種「適度平衡」。111991年慶祝党成立70周年的官方發言曾讚賞毛澤東在1957年就說過缺乏計劃生育政策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形式。12西方自願節育(「family planning」)的實踐被看作是不適合中國現階段的資本主義自由化而被否定。如果中國數億農戶開始自己決定他們的生育,人口便將以一種無法想像的增長率反彈。

這一理性在國家教化功能中呈現出複雜的形式。提高人民素質工程是以教化工程為基礎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諸多活動都具有教化或教育的特徵——普及常識書 (健康、育兒、法律、技術等)、通過成人教育項目來傳播這種常識、舉行地方和全國性知識競賽、向顯示這方面知識成就的家庭和地方黨組織頒獎。這裡我們看到人口問題成為表達如何把無紀律的民眾製造成現代公民這一艱巨工程的一種介質,隨著集體農業的解體以及家庭經濟被賦予新的自由,這一問題就顯得更加急迫。這一工程還暗含了關於中國勞工品質的話語,我們需要把這一話語放在跨國語境中來理解,這樣可以看到全球資本對中國勞工的審視。因為中國向跨國資本的流動開放了邊界,經濟改革的成功與否就要視中國勞動力在紀律和技術標準更為嚴格的全球市場上的銷售狀況而定了。

然而,人口政策追求之所以急功近利,因為它也被視為一種 「與時間的遊戲」。對國家領導人而言,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是一個極為緊迫的關鍵轉折期。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生產一定要發展。隨著蘇聯社會主義的崩潰,這個緊迫性增加了。但人口政策主要關心的不是對人口危機的恐懼(如饑荒等威脅),而是對文化與政治危機的恐懼。人口政策被明確地設想為一種加快發展步伐的策略,它要搶先於人口增長嚴重阻止發展之前使中國獲得其應有的世界地位。中國人口政策成為民族意志的檢驗,是與時間和歷史的賽跑。

人口素質問題不限於國家計畫,在日常實踐中它也得到了非常詳盡的闡述。1991年我在做田野調查時,之所以每天都會遇到這一系列的關注也許是因為我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尤其是我咿呀學語的小兒子,成為人們不厭其煩討論東西方孩子身體素質不同的一種介質。我發現我被捲入了複雜的映射過程,中國內在化了的自我缺失感開始通過我兒子的物質身體,有時甚至以明確有形的方式,表達出來。人們會捏捏他的胳膊或腿並鑒賞式地評價他的肌肉的鬆緊、皮膚的白皙、身體的大小、顱骨的容積。我的孩子們在公共場合的露面會引起路人向任何樂意的聽眾作一番即興的演講。而結論則是西方兒童的「身體素質」更高。他們更高大,更靈活,並且有(在說話者的眼中)中國兒童所缺乏的健康光澤。13針對我兒子身體的焦點式關注反映了把身體素質同民族力量相聯的一種深度持久的憂慮。二十世紀初期,提倡現代化的民族精英擯棄了把身體虛弱同溫文爾雅相聯的儒家修心養性觀念。年青時積極主張強身健體的毛澤東也無疑地把體力同民族復興聯繫起來。這種關於身體活力與民族超越的聯繫的普遍深入的闡述繼續延伸到當前中國文化實踐之中。

這種關注不僅針對我兒子的生理狀況,也針對他的智力發展。人們會表揚說他對別人的反應很靈敏、探究東西很熱心、意志很堅強。這些特點被贊作優良的智力和創造力的指標,但這裡有個潛臺詞,即這些特點也意味著這樣的孩子不好管教。這種矛盾的感情被深深記錄在「皮」這個詞中。當父母抱怨說他們的孩子太「皮」時,我們會察覺在他們的惱怒中混雜著一種隱秘的滿意。我們會意識到一種對社會混亂和對文化停滯的恐懼之間的兩難境地。

對孩子身體和智力發展的擔憂直接轉化為在80年代中期開始加速發展的商品文化。「兒童天地」成為強烈商品化的焦點,也提供了改造民族文化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場所。兒童成為諸多新型商品(如高度加工的營養滋補品和各種廣告噱頭)的中心,這些商品許諾能提高兒童智力發展。商品成為民族文化中所缺乏內容的一種補充,人們用支出來填補這項空白。孩子身體成為一種貯藏庫,變相吸收花費出去的價值,因為這些花費用於提高孩子身體的「素質」而彌補父母不能再生育的損失,所以這一開支被合法化了。*孩子意象――正是通過旨在提高其發展的實踐――不僅表達出對民族未來的關心,也表達出城市父母對喪失其階級地位的恐懼,他們體驗著能否保持其在中產階級的立足之地的強烈憂慮。改革時期經濟的多變氣氛目睹了財運的大起大落以及原來不敢夢想的富裕成為可能,在這種氣氛中過去的提高身份的策略不再適用。獨生子女因此必須為全球市場而不只是中國市場舞臺的競爭作好準備。14的確,城市父母對孩子身體素質高度的關心與對孩子可能淪為普通民眾的擔憂緊密相聯。這一群體對「現代育兒」實踐的難以置信的詳盡闡述是維持他們與這些下層「他者」之間的必要距離的一種急迫的工程。

對身體和智力素質的普遍關心必須在建構於西方啟蒙時代歷史基礎上的民族敘事語境中來理解,這一敘事認為中華民族早期有希望實現的發展進步被停滯了。由於「民族」這一概念內含深度歷史性認同的意義,因此「人民」就必須保持原始性的認同。但人民的原始性又正標誌他們為迷信的、不回應民族目的要求的未開化群體。這樣一來,我們又回到了對群眾的恐懼這一問題,即如何將本性難以駕馭的群眾改造成有紀律的公民。為組成「現代國家」概念所需要的大眾主權,必須通過一種能顯露「人民」作為民族主體的意象的國家教化來將其改造成這種主體。人民必須先經歷廣泛而長期的「品質上的」改造才能委以政治主權。人民作為還未準備參與政治的群體的建構有其歷史背景。事實上,後毛時代的優生學話語有時與二十年代的優生學概念吊詭地相呼應。15

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知識份子圈子裡,民族(race)改善話語變得與國族(national)復興的憂慮緊密相聯。起源於歐洲不久的優生學理論給中國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種理解中國衰弱的強有力的闡釋架構。一部分提倡優生學的人認為中國人民的「退化」不是因為「物競天擇」,而是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所引起的干擾。在當時的民族話語中,對國族被征服的恐懼與對民族滅絕的恐懼成為解不開的結。16優生學提供了「文化選擇」的希望:人民的科學管理性繁殖能夠補充被帝國主義所干擾的自然選擇過程。雖然在知識精英中優生學很重要,國民黨政府也贊同了其基本目標,但實踐性的優生學計畫從未實現。

毛澤東把優生學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而完全否決了它。的確,他的階級話語甚至把農村群眾提升為歷史的一種進步性力量。毛澤東主張提高人口出生率與他相信大眾能提供中國的發展動力,這兩個看法有著一致的立場,直到1959至1962年的毀滅性饑荒才顯示了他的大眾動員政治的局限。後毛時代對人口素質的關注則反映了早期優生學思想——中國人民的素質問題再一次歸咎於自然選擇過程的被干擾,這次干擾以毛主義對生育控制不足的經濟政策為原因。現在人口素質問題從一小撮精英中的爭論發展成為在後毛時代建構政治權威的基礎。

現代化工程漫溢於中國的日常生活:它的語言、它對民間實踐的變革、人們對商品的意識、擁有或缺乏獲取商品的能力、以及遠遠超越商品使用價值的象徵價值等。這裡有一種成就性的自豪感。一個不斷重現的話題是日常生活如何通過洗衣機、彩電、冰箱等物質財產變得豐富多彩。事實上,不同出生率及其對未來結果的不同預示通常就以這種商品的可供應度來推算。這仿佛闡明了瓦斯拉夫 · 哈威爾(Vaclav Havel)的說法:

「真正現存的社會主義」墮落到比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更極端的商品崇拜,它導致了人們為換取這種現代生活的象徵而放棄人性尊嚴。17

身體在此扮演的是消耗性身體或生產性身體的形象。在將中國人口作為過多、愚昧而落後群體的討論中,中國人的身體主要被視為消耗性身體,它的生產能力被毛時代的平均主義政策遏制於靜止狀態。身體的消耗需求與其生產能力之間失去了平衡。計生政策意欲協調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將其帶入一種加速實現「小康生活」進程的理想行列。此狀態常常是按照商品購買、生活條件(住房、養老等)以及通過電視節目和廣告積極宣揚的生活方式形象來定義的。18 為了將非生產性的消耗性身體變成有紀律並適當消費的生產性身體就需要通過限制人口增長來聚集資源。這一點是品質與數量關係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人口專家對於如此嚴厲的人口限制政策顯然並未達成共識。一份近來關於中國當前人口危機的報告報導了學術界一些關於主要問題是品質還是數量(教育的需要)的爭論。但報告作者關於品質的辯論最後還是為了強調數量問題的至上。人口超過了現代國家應付其增加的教育需求的能力。19只有教育品質的提高才能提高中國 勞動力的生產性,令其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在此起作用的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改革同步的重構的複合力量。全球勞動力市場反映出中國勞動力廉價但紀律不足的形象。鄉鎮「文明」達標不僅標誌新的國家性主體(state subjects)的成功製造,也標誌有紀律的、能夠參與全球經濟的勞動大軍準備就緒。

中國人口話語中的「優生學」方面因此主要集中於提高教育和教養。雖然優生學話語也包括福柯所稱作「否決生活本身」的權力,但它旨在以一種平均主義的方式來進行。20西方語言文獻把中文的「優生優育」翻譯為令人誤解的「eugenics(優生學)」。廣義上,「優生優育」正是指在生育和養育方面的資源聚集,它通過醫療、營養和教育的改進製造出品質更高的人口。21其基本原則就是為了優生而少生。在這一方面,優生優育工程被用以糾正中國人民所意識到對自身的劣性。甚至當這一工程被表述為「民族改善」時,它不是反映對民族純度的關注,而仍旨在改善養育條件。依照福柯,西方社會的「優生學排序(ordering)伴隨著對優良血統的夢幻般頌揚」。22在中國,血統和威脅其純度的因素在優生學上的排序並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減少人口規模以規訓性地排序能屈從于中央教化權威的身體。23

雖然中國的優生學話語主要針對占主導地位的漢族人口品質的所謂缺失,但此話語並不排除中國的少數民族。可是,優生學話語在少數民族人口上的運用必須被放在整個語境中去瞭解,即國家關於進步和現代化的敘事被建在把中國的內部「他者」物化為知識客體的基礎之上。頗具諷刺的是,少數民族受到的計生限制比漢族寬鬆得多。

相對於整個人口數量,大多少數民族群體都很小。然而,當目前的優生學話語把焦點集中于物質和智力的先天缺失時,例子常常是來自孤立或近親繁殖普遍的「偏僻落後」地區。24在這裡,人口數量呈現出一種相反的含義:少數民族的所謂劣性被歸咎於因人口少導致的婚姻儲備少。我們想知道,這種設想是否科學地合法化了少數民族和「偏僻」鄉村人口作為教育無法糾正的先天落後群體這一概念的建構?25這當中明顯的威脅是,它可能會強行限制那些孤立的所謂低劣人口的生育權。隨著1991年可用於制裁違規者的優生法的通過,這種可能顯得更為突出。26

消耗性工作*

毫無疑問,計生政策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都處於黨政基層活動的中心。這表明了黨的控制焦點從生產到再生產的重要轉移。正如一位鄉鎮幹部在1991年跟我說的那樣:「過去我們管的是生產;現在我們管的是生小孩兒!」27在江蘇農村,基層黨政幹部在談論「思想政治工作」時自吹說計生政策和火葬都得到了百分之百的遵從。地上到處亂是身體——活的、死的——它們消散掉了那些應被聚集起來的資源。他們的工作結果不僅是通過遵從計生政策的百分點,也是通過對未出生人口的幽靈統計來得出。28

1991年春天,中央政府在八五計畫中明確表示要繼續推行嚴格的計生政策,並重申生育限制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同時這一報告也批評說,過去這兩項工作在基層是以「一手硬,一手軟」 的方式來推行,過分地強調了經濟發展。29然而1991年我在做田野研究時,這一政策在蘇南的許多農村地區被嚴格執行。同年出現的一篇論述「蘇南模式」的文章聲稱在這一地區的某些地方,僅僅用了十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方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統計變遷。30計生政策常常被描述為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也是對世界的一種貢獻。當然,對能否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言,這項工作成敗攸關。

計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指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它定義了一種歸宿感,並從中央一直到基層組織重建了黨的意志。尤其是在80年代末期以來的士氣消沉的歲月裡,党困擾於如何啟動「癱瘓了的身體」這項工作,通常表現為黨該如何在其領導角色中「發揮作用」。這一點在對模範計生工作者的新聞報導裡得到了最清晰的體現。這些報導遵循描述模範黨員的一般模式。其中最普遍的主題之一是党的工作作為一種消耗性工作,它耗盡了黨員的精力,甚至其肉體。1991年要求全體黨員觀看的電影《焦裕祿》是為其例。這部電影尤其強調並生動地體現了焦裕祿,這位模範黨委書記,如何「忘我工作」:他盡力掩飾致命性的胃癌的折磨,為人民殫精力竭,鞠躬盡瘁。

計生工作正好符合消耗性工作這一主題。它被視作地方政府最困難的任務,並被表述為「天下第一難」。這樣一來,計生工作就能給黨提供一種絕佳的媒介,通過此媒介它能向「大眾」表述自我犧牲精神和對民族利益所承擔的義務。消耗性工作這一主題在計生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具體的呈現。因為計生工作者通常是女性,所以工作的需要不僅使她們失去了健康、青春、甚至個人安全,她們有時也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幸福。計生工作是如此苛刻,以至於它幾乎需要幹部們放棄作為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

在某份全國性報紙發表的一次有關模範計生工作者母親的介紹中,敘述最詳細的是一位被稱為「老余」的女人「不自然地」拒絕履行社會角色賦予她的義務。31對於所有計劃外生育,她都摒除考慮親屬和友情關係而予以不偏不倚地處理。32這種公正給全體党幹部提供了一種暗含的標準。異乎尋常的是這位女人因為放棄家庭角色而受到表揚。她為了「黨的工作」而「冒一切風險」並「辜負了」她作為母親的角色。更甚的是,她顯然忽略了她三個孩子,白天他們就像「失去了生母的小孤燕」那樣被離棄。她的兒子從橋上掉下去,昏迷了幾個小時。一個鄰居責備她說:「你怎麼能這樣不管孩子呢?」她一邊哭泣一邊撫摸著兒子的頭,說道:「我的責任太重,我分身無術,只好對不起他們了。」由此可見,她並不是一個無情的母親,但為了更高的責任,她甘願犧牲了孩子。

但這個犧牲也引出了該文本中未揭示的一個矛盾。對於一個致力於堅決杜絕計畫外生育的人而言,她自己又怎麼可能有三個孩子呢?她是在計生政策實行以前就生了他們嗎?孩子過多對於她的工作的合法性而言又意味著什麼呢?難道她必須通過這種方式犧牲她的孩子才能說服別人放棄生育的願望嗎?她忽視她的母性難道就表示要否定其它女人墮掉的孩子的價值嗎?

然而,她的孩子並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她的家計也因為受到忽視而日漸凋敝。她去管「釘子戶」的計生時,幾天都無暇顧家。她的豬死了,而最後她決定不再飼養家畜了,她無法正常照料它們。隨著經濟改革的進行,其它人家從事家庭副業一個接一個地富裕起來了,但她家仍然是窮的。她哥哥問她:「你為什麼要把精力白白地花在這個事情上?」她說:「我是黨員。我不能計較個人的得失」 。

報導在結尾處描寫這位計生工作者由於十五年來「耕種一塊長滿荊棘的荒地」而衰老且精疲力竭。而她得到的回報是什麼呢?她贏得了當地女人的尊敬和愛戴。為了說明這一點,文章引用了她們中的一些人的話說她們常常想要生幾個孩子,可是她們都不敢和「老餘」作對。

其實,這一陳述主要證明的不是老余和其它女人之間的友愛,而是女人之間的分化,是那些主體性已被深深打上了國家目標烙印的國家幹部(他們的回報是用於證明他們對民族未來的貢獻而由黨授予的地位榮譽)與那些主體性還被其家族及家庭責任所羈囚的「未開化」女人之間的分化。這些女性幹部正是被白露(Tani Barlow)注釋為「國族性女人(national woman)」的「婦女」的典型形象,其解放促使她們成為被國家利益所駕馭的一種政治主體。33

在另一篇主題基本上相同的報導中,一個女計生工作者受到人身攻擊,被打得不省人事。34 即使如此,事件發生之後,她堅決要求只要攻擊者真正理解並支持計生工作,就不要逮捕或懲罰他們。這樣一來,有罪的一方就被置於兩難境地。即使最初民眾情感偏向他們的行為,將其看作是對難以忍受的管制做出的一種正義性反擊,然而,由於計生工作者拒絕將他們訴諸法律,這使道德天平轉而偏向反對超生者。除了遵從之外他們別無選擇,他們被這位計生工作者的無私行為感動得落淚。在此,我們看到計生工作如何成為一種「委婉的暴力(euphemized violence)」。通過「思想工作」和社會壓力進行的說服(使政策而不是法律遵從的正常手段)被這種高壓政治所補充。一位地方幹部跟我說過,對於那些「釘子戶」而言,地方政府會斷掉他們家的電和水,一句話,「不讓你生活」。35

再說,這種報導把強制手段不僅描繪成「說服」,甚至描繪成「關懷備至」。計生工作者作為關愛有加的黨員的角色能夠彌補她因超越血緣和社區忠誠而導致的社會隔離。她的奉獻及其在職權範圍內提供的幫助為她贏得了「工作物件」的眼淚和情感。在為掩蓋強制手段而進行的道德宣稱中,這種動感情的方法很關鍵。黨的工作使人落淚——出於感激,也出於羞愧。哭泣幾乎總是標記著「釘子戶」的讓步。內含於黨恢復與大眾的關係這一工程的是黨將自我描繪為「貼心人」。因此,理想的計生工作者必須心甘情願地把大量的照顧和關心用在工作對象身上。在這些報導中,那些同意去墮胎的女人都會被計生工作者在其墮胎期間及之後的如潮般的體貼關心感動得落淚,這與大部分中國醫療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然,這種義務和情感的培養比強制的、粗暴的權宜之計的做法所消耗的勞動要密集得多,儘管如上文指出,這兩者是相伴而來的。

因投身工作,老餘更加徹底地拋棄了家庭內的養育責任。在出去處理一件棘手的案例期間,她把發高燒的兒子丟在家裡。他死了,被埋在黃土之下,那片覆蓋著中國人民數千年歷史的土地:他們的需要大於她個人作為母親的需要。由此可見,歷史連續性這一主題很重要,它強調了未受中央計畫控制的盲目繁殖的無休止迴圈。儘管有數千年歷史的積澱,中國還是被定義為「落後」的化身,而唯一的補救辦法是計生政策的規訓性介入。其間,落後與人口過多之間的關係未被證明,它是不言自明的。

那麼,這種消耗性工作又在產生什麼呢?在凱薩琳 · 伽拉佛(Catherine Gallagher)

關於十九世紀歐洲話語的生命經濟學(bioeconomics)研究中,她剖析了生產性勞動形象與非生產性勞動形象之間的象徵的價值流通。工人身體被看作是通過其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榨取(並移置於資本家身體)而被減損。3690年代後的中國,從事黨的艱苦工作的黨員身體被描繪為是在從事農業大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時消耗的。其它人致富了,但獻身的黨員因角色的需要,在消耗時間和精力的過程中卻忽略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不管我們是否相信黨員真的是無私並獻身的人,還是野心的機會主義者,或是處於二者之間,無可否認的是,他們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給了黨以宣傳一種生產著生產性身體(哪怕不是再生產性身體)的勞動體的形象,而不是寄生於社會機體上的腫瘤的形象。儘管在後極權主義時代存在著各種憤世嫉俗,自我犧牲這一說(trope)仍然是民族空間(nation-space)的一個強有力指征,是中國在 「民族崛起」的奮鬥中授予其英雄角色的標誌。37

社會失序的指標

上文的討論使我們意識到,中國的巨大人口目前被建構為一種「弊病(illth)」,而不是「財富(wealth)」。38 「弊病」這個詞是約翰 · 魯斯金(John Ruskin)用來批評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認為自然增長的健康人口最終一定會走向災難性的結局,如饑荒或瘟疫。十九世紀的生命經濟學顛覆了把人口視為民族健康和活力的象徵的早期政治經濟學的至理名言。將人口視為「弊病」也與源自歐美的二十世紀話語有關,這些話語把「第三世界」國家欠發達狀況歸咎於其人口問題而不是由於全球範圍內財富和權力之間以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不平等交換。39這樣以來,二十世紀晚期在把問題歸因於人口過多的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規訓權力,而這一權力通過發揮物質上和象徵上的作用,把民族置於全球共同體中的一定位置。儘管這種純粹由於數量多而貶低身體的人口話語在全球和民族層次上具有極大規訓權力,但是,民間實踐卻仍然肯定身體的個體性價值。不應被忽略的是,嚴格施行計生政策導致的墮胎而帶來的巨大痛苦。黨和國家把對此政策的抵抗公開地表述為教育工作的不足。沒有如此公開的是任何關於計生政策所產生的對身體的「渴求」。一個例外是養老問題。儘管敬老院被宣傳為能承擔起這一責任的辦法,但人口的老齡化將給下一代獨生子女帶來的負擔已產生了不少憂慮。另一個例外是計生政策引起的人口性別不平衡將導致許多男性無法結婚,這些人由於被排斥在「正常」家庭生活之外而有可能求助於酗酒、嫖娼以及「流氓行為」。

不太公開表述的是對身體的「渴求」可能與社會失序話語相聯的其它方面。後毛時代的自由化氛圍產生了一種新型的致力於調查社會陰暗面的新聞業。其中反復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對身體的買賣,主要是販賣女人和兒童。這種交易已成為經濟改革釋放出的社會失序的一個重要標誌。

改革時期新的流動性使這種身體交易成為可能。組織性的人販子網路跨越廣闊的地理空間誘拐、運輸並把人賣掉。最常見的現象是貧窮的內陸省份(四川、安徽等)的女人被販運到富裕的沿海地區而賣做新娘。城市街頭隨處可見的新出法律畫報滿是這類故事。其消費者主要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城市精英,但有時為了提高報導的效應,它們有些表現得近乎色情,尤其是那些詳細描繪強姦的販賣女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中真正的醜聞是它們把女人及其再生產能力降低為純粹商品。這一醜聞反映在嫁妝的增加,國家所稱謂的「買賣婚姻」。這些掮客強姦或佔有「初夜」權的故事尤其能表明女人作為商品的主題,她們可以被擁有(使用)、交易,而且如果她們不滿足購買者,她們甚至可以被歸還並轉售。在一本相當著名的報導此類社會問題的書中,附加著一套圖解女人被買賣的照片,它能夠例示女人作為商品這一主題。40這種用一系列複雜並隱蔽的交易把女人身體移動到全國各地的(比喻性)市場在這些照片中得到了確實很具體的體現:某不知名的地方仿佛是真實的「市場」,一些女人站在籠子裡,身上穿得少,脖子上掛著價格牌。說這些照片在「作秀」 幾乎是無可爭辯的:照片上的時間只比出版日期早幾周,而且每一張中的「模特」都是同一些人,只是換了衣服而已。

(這種以提高效應為目的的展覽也許能解釋出現在西方新聞界的一篇有關拐賣女人的報導,這篇報導說「曾觀察過」裝在籠子裡、穿著內衣、脖子上掛著價格牌在農村市場出售的女人。這種報導情況使我們思考中國國內的社會失序話語是如何被熱衷於展示中國落後和失序的國際新聞界所採用。拐賣女人的醜聞只是西方新聞界通常發表的諸多報導之一,它們把這類醜聞曝光成「新聞」,就像是「新」的發現那樣。譬如,上文介紹的照片被再版在《中國覺醒了》,作者好象並沒有意識到照片是在表演。41)*

當城市居民在談論拐賣女人的時候,他們好象是在說外國的事情似的。也許這可以解釋下面這篇有名的報導所引起的驚訝: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在去北京做研究的路上被拐賣到山東的一位農民家。這件事令他們憤慨的地方在於這位學生所包含的價值超出了「正常」交易的範圍。他們發現在女性身體商品化過程中,那些受過教育並文雅的城市精英女人完全可以代替來自四川或安徽的貧窮農民女人,而這造成了身體價值的混亂,它褻瀆了在人們想像中的那一聖潔的區分。受害者的城市身份強化了讀者的恐怖感,這一恐怖感來自不得不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建構出來的距離。42

然而,隨著富裕沿海地區農民的市郊化,主要區分愈來愈多地被建構於沿海和內地之間。因為女人作為商品一般是流向經濟較發達的地方,所以其交易不斷地跨越了這個想像的距離。人販子的拐賣只是連續譜系中的一個極端。從貧窮的鄉村嫁到富裕地區的女人也有許多出於自願。有一些也許會落入肆無忌憚的「婚姻掮客」的手中,這些人把她們賣給出價高的人,剝奪了她們選擇配偶的權利。很難搞清楚最近十年這種新社會問題已經變得多麼普遍,但這方面的報導卻如雨後春筍般迅猛激增。至於人們認為這種交易是多麼常見的,可以從一篇名叫《報應》的短篇小說中看出來。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拐賣小女孩兒的人回到家時卻發現她的女兒已經被另一個人販子拐走了。43有些計生政策辯護者認為性別不平衡的人口將給女人帶來間接的好處:在高度競爭的「婚姻市場」中女人成為一種被渴求的短缺商品而得到了更高的地位。上文關於女人商品化的故事給這種辯護提供了重要的反證。

半官方出版物對社會失序的公然展示不僅給讀者以感官刺激,在建構党領導權的過程中它還起著較嚴肅的作用。因為這些故事使社會失序看起來普遍得令人恐怖,所以它們加強了人們對「混亂」捲土重來的恐懼並激發起對社會控制的公眾關注(更不要說它們如何建構人口的低素質)。然而,另一種(較顛覆性的)闡釋顯示了一種被抑制的對身體短缺問題的公眾擔憂。女人和兒童的拐賣表明了一種未被滿足的對身體的渴求――即對經濟改革授權的家庭為了再生產而需要的身體的渴求,它們在此被視為生產性身體而不是消耗性身體。

但這種身體交易不限於人販子從事的非法交易,它也出現在對計畫外生育的處罰當中。許多地區採取罰款的方式來懲罰超生,儘管罰款金額隨著家庭可知財產的多少而定。那些富裕的、無需為生計操心的企業主家庭可以支付好幾萬元罰款。有時,罰款不是作為威懾手段而實際上是一種對計畫外生育徵收的稅。許多富裕家庭很坦然地準備繳納罰款,這讓我們懷疑在農村多生孩子是否已成為一種新型炫耀性消費的形式。這暗示著抵抗國家分配權力的新維度:國家自身的懲罰成為提高個人地位的基礎。同時,這種實踐也表明了一種強有力的――並讓有關的人感受深刻的――階級差異標誌。

抵抗計生政策的方法不勝枚舉,如果將它們按照《三十六計》進行分類也許會是一項有趣的事。譬如,第一計「瞞天過海」被例示於我的一位熟人,她來自一個企業主農民家庭。為了避免被迫墮胎,整個懷孕期她隱藏在省黨委大院裡面的一個朋友的宿舍。生了孩子以後她被罰款一萬五千元(人民幣),因此她就給小孩子起了個名字叫「萬五」。後來上過大學的弟弟說服她把名字改為比較文雅的「濤」,此同聲於「逃」,就像第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這就涉及到社會失序新聞的另一個主題,即「流動人口」的出現以及增加,這個人口在戶口制度的行政關節點被解開了。這些遷移者的一部分有意識地利用其新流動性而得到生育上的自由。45這些人大多從事與越來越活躍的市場和小規模商品經濟相關聯的行業。雖然這一吉普賽似的人口能夠溜過官僚控制的重重結構,但是,它愈來愈成為國家更嚴格管制的對象,尤其是生育方面的管制。然而,流動人口這一話語範疇除了小企業家以外,也指那些跨越貧窮邊緣與發達沿海地區之間距離的農民工。大量住在街頭或建築工地上的無家可歸的勞動者引發一系列關於社會失序以及身體的比較價值的討論。儘管他們的廉價勞動力給改革期經濟的爆炸性發展供以燃料,他們的存在也喚起了社會失序和政治不穩定的幽靈。他們就是那個還未被改造成現代公民的不文明群眾,是處在中國文明性之中心的一種不雅觀但不可或缺的存在。

流動人口作為商品化的勞動力與市場的從屬關係讓我們再一次顛覆性地闡釋國家自身的身體價值話語。把身體貶值為一種浪費並削弱國家資源和活力的「過剩」這一官方話語遇到了身體在市場中的重新價值化(revaluation),其生產和再生產能力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市場是一種「特區」,它給身體(不僅作為商品也作為家庭勞動力)提供了與國家調控的價值觀不同的評價。我不想不加批判地把市場讚頌為自由之處,就女人而言它明顯地意味著一種奴役。我只想尋求一種與貶低身體的國家政策所不同的積極使身體重新價值化的社會空間。

結論

本論述的中心觀點是:「人口」並不是政治經濟的不言自明的問題,它首先是一種必須放在其廣泛語境中去理解的話語範疇。就像在別處一樣,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口話語表示了關於價值流通以及民族能否超越其弱小貧困地位而成為國際共同體中的重要角色的憂慮。此外,我們如果只把對「人口素質」的關心同官方相聯繫,這樣就忽略了它與後毛時代中國民間的各種利益及關心的廣泛聯繫,這些利益和關心仿佛都用了同樣的語言,卻產生出不同的含意和政治要求。如此繪測人口觀點在中國社會的流動情況,能夠説明我們理解中國人口政策的領導權威,也能幫助我們識別老百姓如何在近期關懷與未來希望的語境中積極地定義「人口」。人口素質這一概念可以被視作為貫穿於中國改革時代的「察覺和體驗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最為普遍深入的交換媒介。46

** 「貶低」 (原文為「disvalue」)在本文中都強調價值(「value」)上的貶低。(譯者)

*關於剩餘價值如何變形成為「素質」,見安德訓的《價值化身》(Embodiments of Value),出版中。(譯者)

* 「Consuming Labor」具有雙關語性:「consuming」作為形容詞表示「令人入迷的(工作等)」,而同時,

以「consuming」為進行時態的「to consume」表示「(資源的)消耗」。因此,「consuming labor」

具有三層含義:「忘我工作」、「消耗勞動力」以及「消耗性工作」。(譯者)

* 這一段原為章節附註(譯者)

1作者田野筆記, 1991年5月5日。

2作者田野筆記, 1991年7月14日。

3是這樣一個經歷最早讓我意識到「人口」被作為了一種解釋日常生活中各種煩惱的萬能鑰匙:我去機關辦一件小事,但它卻變得複雜得令人失望時,我的朋友所作的解釋讓我目瞪口呆,他們並沒有強調諸如官僚主義等問題而是把人口問題放在首位――「中國人口太多了,為了給他們提供工作,才需要這麼大的機構」,「中國人口太多了,機關幹部不在乎老百姓的日常煩惱」等等。

5《醜陋的中國人》,作者柏楊,香港譯文圖書公司,1988年版。

6 《富饒的貧困:中國落後地區的經濟考察》,作者王小強、白南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見《「河殤」讀者指南》(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主編Richard Bodman、Pin P. Wan,美國伊薩卡科內爾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河殤》所批評的文化因素中

有中國人對權威的一種奴性態度、過度中央集權的政治以及一種對國外影響的自我封閉。

8郝瑞(Stevan Harrell)(在和我作個別交流時)介紹說他在四川所研究的彝族視中國「發展不平衡」問題

的原因為較先進的核心群體無限制地剝削落後邊緣群體。

9 見《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冊第146頁,作者蜜雪兒 · 福柯,Robert Hurley譯,

紐約Vintage出版社,1980年版。為了理解人口在現代國家理性中所起的作用,又見福柯的《管制》

(「Governmentality」),摘自The Foucault Effect,主編Grahame Burchell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0見福柯的《管制》第14頁。

11 見《中國人口報》1991年6月1日第1至第2版。

12對毛澤東的話作如此的引用頗具諷刺意味,因為他在五十年代強烈地堅持提高人口出生率,並在反右運動中對提倡生育控制的馬寅初進行了迫害。這暗示出在對社會穩定和中央集權的重新關注時期黨對毛澤東名譽的一種恢復。

13我覺得這種比較很有意思不僅是因為我見過的中國孩子大多看起來又健康、照顧得又好,也是因為他們的父母經常會批評我和我先生的育兒方式:給他們穿不合天氣的衣服、給他們吃不應該吃的東西、孩子太早就讓他走路等。然而,對東西方兒童的比較從未從基因或具體的實踐範圍的角度來進行(除了在營養範圍以外),他們的比較似乎是以更先進的「發展」階段的所謂優越的生育和育兒條件為基礎的。西方的育兒實踐似乎被設想為不適合中國「現階斷的條件」。

14中國的中產階級父母的育兒實踐使我們考慮到全球範圍內的一些過程,這些過程使中國的實踐同其它地方(如亞洲其它地區和美國)的實踐相呼應。見《孩子作為現代中國的超越場所》(「The Child as the Site of Transcendence in Modern China」),作者安德訓,摘自《建構中國》(Constructing China),主編Ernest Young,

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5 譬如,馮客(Frank Dikötter)指出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優生學家潘光旦的作品在八十年代被再版過。

馮客說「潘光旦認為優生學不僅是科學家的責任,他提倡優生學的‘公民化’:民族改善同國家政治息息相關,

國族(nation)的出現與民族(race)的提升同步進行。」見《近代中國的種族概念》(「The Concept of Race in Modern China」)第175頁,作者馮客,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6 同上,第172頁。

17見《無權者之權》(「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作者瓦斯拉夫 · 哈威爾,摘自Va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主編Jan Vladislov,倫敦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86年版。

18 對生產性身體更詳細的討論,見安德訓的《 靈活積累時代對文明性的建構》(「Constructions of Civility in the Ag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 亦摘自《民族國家時空》。

19 見《讓人口警鐘長鳴》第64頁,作者沈茂堂,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0見福柯的《性史》第一冊第138頁。雖然「獨生子女」家庭還是黨宣傳的理想家庭,但在諸多農村地區,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就被允許生兩個以上。Susan Greenhalgh的研究表明,(在計生政策之下)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已成為多數農民心中的理想家庭。她這樣的結論暗示出,儘管男孩被偏愛,女孩還是被重視的(valued)。見

《陝西計生政策的農民化》(「The Peasantization of The One-Child Policy in Shaanxi」),作者Susan Greenhalgh,

摘自《後毛時代的中國家庭》(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主編戴慧思(Deborah Davis)、 郝瑞,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計生政策產生了一系列對女人有害的不平等交易,如女人的販賣、生女孩的母親在家中被虐待的情況等。雖然殺女嬰的情況存在,但它的發生率無法確定。在某種程度上,女孩的出生因各種原因未被登記也能解釋男女統計的不平等。關於國家如何用妻子被虐待的情況來支援計生政策,見安德訓的《家庭暴力和魔力》(「Family Violence and Magical Violence: The ‘Woman-as-Victim’ in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摘自《Women and Language》1988年第二期。

21 見《生產智力高的孩子》(「Producing the Intelligent Child: Intelligence and Child Rearing Dis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作者Susan Champagne1992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

22見福柯的《性史》第一冊第150頁。

23見《中國人口報》1991年5月27日第4版。Susan Greenhalgh(在和我作個別交流時)說,

我不夠強調中國優生學話語對「血統」(「blood」)的關注,這種關注不是追求民族的純度而是追求生理上的

完美,如中國的優生學法律提倡將有缺陷的胎兒墮胎,也阻止基因有問題的人結婚生子。

24郝瑞(在和我作個別交流時)說,漢族學者和官員經常把不少少數民族群體的所謂「基因低劣」歸咎于表親結婚。

25見沈茂堂的《讓人口警鐘長鳴》。目前很流行用皮亞傑的智力測驗來測量少數民族的「落後」文化環境如何阻礙孩子的「正常」成熟過程。與這種對文明能力的科學測量的著迷相對的是知識份子和藝術家把「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利用為一種復興被社會主義消耗殆盡的中國文化的活力寶庫。

26同一年,保護殘疾人的法律也被草擬。這些情況在一起有助於解釋為何一部關於民國時代精英家庭的聾啞媳婦的臺灣電視劇在上海具有令人沉迷的吸引力。這部電視劇的高潮是丈夫強迫妻子吃墮胎藥因為他無法忍受她可能生同樣殘疾的孩子。這部涉及強迫墮胎和對民族變弱的恐懼以及對個人權力關注的戲劇直擊當時的擔心,並在女性觀眾引起了許多關於男主角道德「弱點」的討論。關於女人身體如何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中成為民族命運的寓言,另一個例子是羅莉莎(Lisa Rofel)的《渴望:當代中國的電視愛情和悲喜劇政治》(「Yearnings: Televisual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摘自American Ethnologist,1994年第四期。

27作者田間筆記, 1991年9月12日。關於權力焦點的這一轉換,見安德訓的《家庭暴力和魔力》。

28 黨政幹部提供給我的統計是用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來倒算「被阻止的」生育。當然這種統計抹煞的是,為了達到這種「成功率」的墮胎和絕育所終止或阻止的具體生命,更不用說殺女嬰的可能情況。

29見《中國人口報》1991年6月24日第1版。

30「蘇南模式」的特點是堅持集體經濟與活躍的私營企業經濟相結合。這篇報告說,蘇南地區強有力的集體經濟就表明了該地區在生育達標方面的強有力的領導。見《中國人口報》1991年7月5日第1版。

31 見《她與天下第一難》,摘自《農民日報》,1991年7月16日第二版。

32 關於公正無私與私人關係在允許生孩子的過程中的作用,見《曲折的道路》(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作者黃樹民,美國科羅拉多寶德Westview出版社,1989年版。

33見《女人的理論化:婦女、國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作者白露,摘自Genders,第十期(1991年)。

34見《大河之魂》,摘自《中國人口報》1991年5月13日第1至第2版。

35作者田間筆記, 1991年9月15日。

36見《馬爾薩斯和梅休的作品中的身體與社會機體》(「The Body versus the Social Body in the Works of Thomas Malthus and Henry Mayhew」),作者凱薩琳 · 伽拉佛,摘自Representations,第十四期(1986年)。

37 關於印度民族主義史法(historiography)如何傾注於解釋民族為何未能「崛起 (come of its own)」這一問題,

見拉納基 · 古哈(Ranajit Guha)的《論殖民地印度史法的若干方面》(「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摘自《底層研究選集》(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主編見拉納基 · 古哈、雅特麗 · 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關於民間爭論如何通過性別化的範疇來將民族寓言化,

以及自我犧牲這一說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見羅莉莎的《渴望:當代中國的電視愛情和悲喜劇政治》。

38關於魯斯金和馬爾薩斯如何理解人口的「財富」與「不幸」,見《「我們的共同朋友」一書中的生命經濟》

(「The Biopolitics of Our Mutual Friend」),作者凱薩琳 · 伽拉佛,摘自Zone,第五期(1986年)。

39 感謝羅莉莎(在和我作個別交流時)給我提醒這一點。

40 見《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事》,作者謝志紅、賈陸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41見《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作者克裡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伍潔芳(Sheryl WuDunn),紐約Random House出版社,1986年版。

42見《人販子與野蠻的婚姻》,作者吳鷹,摘自《報告文學》,1989年第一期,第60至65頁。《報告文學》這一期刊在六四事件以後被停版。在後毛時代繁榮一時的「報告文學」體裁介於小說與紀實之間。這一體裁也傾向介於被公認為有文學價值的作品與近乎色情和以提高效應為目的的作品(尤其是關於暴力犯罪的敘事)之間。它的目的是做社會問題曝光,但它的法律畫報生動地描繪了社會失序的危險而恢復了民間對強有力的中央領導的支持。

43 見《報應》,摘自《農民日報》1991年7月4日第3版。女人不是唯一的通過這種交易而被移動的商品,兒童也被拐賣。在我曾住過的江蘇省,一些綁架者拐了兒童後,在逃跑途中喬裝成要賣掉超生的孩子才能回家的農民。見《民主與法制》1991年5月21日第一版。

45 見《新村》,1990年7月。

46見《論啟示與革命:基督教、殖民主義和意識在南非》(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第一冊, 作者Jean Comaroff 、John Comaroff,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為破土翻譯,經作者與譯者授權發表,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原題目《新馬爾薩斯主義幻想與民族超越》,翻譯:黃芹、馬修·黑爾(Matthew A. Hale),責任編輯:signifier。 圖片編輯:Negati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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