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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整理:老田

訪談時間: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我1924年出生在保定阜平縣,1933年上小學,楊老師是地下黨,解放後曾經擔任過察哈爾省委書記。第二年國民黨到處抓共產黨,他跑去山西,後來跑去內蒙,老師走了之後就上不成學了。1937年楊老師從外地回來,正趕上組織成立農會,全稱是農民抗日救國會,就擔任農會主任。他讓我跟他去,父親說你兩位老師比我對你都好,你就聽他們的吧,叫幹嗎就幹嘛去吧。這樣,我就出來參加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大背景是平型關戰役之後,八路軍東進,晉察冀根據地就開始建設。我剛剛出來時是在縣農會,1938年春天到了邊區農會。38年5月到晉察冀省委,後來改為中央局,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機關工作,算是部隊供給的地方單位。

進城之後,我先是在工商局,1954年各地成立計委,我調到計委任化工處長,當時計委有四個工業處:重、輕、化、紡。1964年四清時期,調去自行車廠當廠長,後來又去了一個工作隊,文革後書記被打倒之後沒有能夠站出來,這樣我就「一肩挑」到1978年,這年市裡成立對外貿易辦公室,調我去參加組建工作,後來改成進出口委員會,1982年退休之後在家裡呆了一年。市長說我身體那麽好不能叫歇著,就又去市技術改造辦公室到65歲退下來。

 

一、 在根據地的經歷

在戰爭年代,環境造成的一種特殊情況,等級越不明顯就越好,敵人就越是分不清幹部群眾,幹部一脫離群眾就會陷入危險。那時候,大家吃的一個樣,穿的衣服一個樣,跟老百姓睡一個炕,什麽差別也沒有。就算是有差別,也是很小的,供給制管吃穿,零用錢我每個月一塊,聶榮臻司令員每個月五塊,此外什麽差別也沒有。在稱呼上,除了聶司令員和政委還稱官銜之外,地方上沒有稱官銜和職務的,劉瀾濤是書記,我沒有聽見人叫書記的,都是稱名字或者同志。省委機關中間,林鐵是組織部長,李葆華是宣傳部長,大家都叫林鐵、李葆華,下來呢宣傳部胡錫奎、鄭天翔、張春橋都算是幹事,沒有什麽處長科長,組織部也一樣不分,部裡好幾個姓陳的,就按照年紀叫大陳二陳三陳四陳,誰官大官小都沒有什麽感覺,都是在認真幹事兒,也沒有說誰是幾級幾級,這都是進城之後的事兒。那時絕對沒有稱官銜的,也沒有條件鬧級別待遇,住老鄉家的房子,也沒有條件分出等級來。進城之後才是這個長那個主任,工資啥的也不一樣,根據地時期沒有那麽多等級。

整風運動期間,我們那裡也搞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沒有搞搶救運動。1944年我就從機關出來,擔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47年頒布《土地法大綱》之後,調到雁北去參加土改。土改結束後,原來預備調我去渾源縣當工商局長。48年上華北局黨校,當時集中了2萬多人,預備南下新解放區建立政權。對於平津,原來是預備圍而不打,結果北京和平解放,天津也打下來了,原來預備南下的2萬幹部就直接參加接管平津,晚上薄一波開會講話做動員,第二天早上就走,分配工作也就是一撥拉就去就任。因為進黨校時,填表中間說是從工商局來的,進天津後就把我分在工商局裡。入城之後,我參加接管市社會局,這是國民黨設在工商業裡頭的特務組織,管私營工商業的。在進行人事接收之後,我在區裡面當了一年的分局長,後調到市局當工業處長。

進城之後,開始還是供給制,是根據地帶來的那個辦法,1952年評級之後改成工資制,因為我有兩個孩子,改工資制之後我還要少一點,別人都增加了。根據地的傳統是逐步地變過來的,級別從1952年就開始分,我在工商局評成14級,到計委工作之後就評成13級,以後就沒有再往上評過。四清開始13級以上,就停止升級了,下面還有。一分級別,住的房子就不一樣了,車也不一樣了,見面也不容易,距離就出來了,上下級就很生疏了。因為我參加工作時年齡小,見的官也都不小,也不怯他,歲數小沒有官大官小這個概念,有什麽就說,有時批評不對人家告訴你哪裡不對,有時看你說錯了就不理你,我反正沒有什麽顧忌。剛進城的時候還算隨便,開娛樂晚會,市委黃書記照樣出個節目。

1953年開展「新三反」,有個同志給我提意見,說我太不尊重領導了,老是喊老杜老杜的,局長從來都沒有叫過。因為以前在機關習慣了,沒有叫過這個長那個長,這次人家已經提出批評了,就只好改過來。

 

二、 建國初期的公私關係與官民關係

解放後私營工商業最活躍的是1950-51年,資本家有人稱之為黃金時代,到了三反五反之後就差勁了。此後,工廠裡頭黨組織和工會力量就比較大,資本家搞點偷工減料都瞞不過工人,五反時工人出來揭發批鬥資本家,大多數資本家都讓批鬥了。五反運動最後落實政策時,定成嚴重違法戶的也不多,抓的人就更少了。橡膠工會是資本家組織的,他們在抗美援朝時期大批接受訂貨,做些鞋子、雨衣等,偷工減料特嚴重,影響到前線戰士,這就被抓了,至於一般性問題就沒有再追究。

三五反之後,就加強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經濟命脈也逐步控制在我們的手裡,私營工商業活動的餘地也不大了。農村來的物資基本上是掌握在國營商業手裡,為此成立了國營花紗布公司、糧食公司、百貨公司、化工公司、五金公司、土產公司,這些公司控制市場物資供應,收購各種產品。

工業品生產上,當時各個行業大的工廠,基本上都是在我們手裡,一解放全市企業中間,國營工商業至少有一半,日本人留下的棉紡廠、自行車廠、機械廠都叫我們接收了。紗布生產基本集中在國棉一廠到七廠等幾個大廠手裡,私營最大的紗廠恒源只有3000錠,只有化工行業有兩個大廠是私營的,一個久大一個永利。對於那些私營的小織布廠,由我們供應棉紗回收布匹,成為加工企業。由於私營企業逐步成為我們的加工企業了,工商局的業務處就改成加工訂貨處了。

從加工訂貨到公私合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兒了,原料和大批銷售我們都管住了,兩頭都卡在我們手裡,從原料到銷售渠道都是國營企業控制的。然後,在私企的生產過程中間,再加上一個共產黨組織和工會監督,資本家想要一夜暴富也不可能了,三五反之前資本家發點昧心財,到了運動期間都給揭發出來都罰沒了。那時我們對私營工商業的控制力度比現在強,現在完全控制不了,私企沒人管放任自流,坑蒙拐騙的都有,一夜變個大富翁。

到1956年資本家就敲鑼打鼓合營了,資產也不是白送,他們還拿點定息,最開始一定七年,後來又延長三年,79年鄧小平上台又集中地給過一次。資本家本人也還參加管理,廠長我們派,資方還擔任副廠長,但私人企業是消失了。到了1960年代,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企業都是國營和集體的,設有國營工業局和地方工業局歸口管理,私營只剩下一些夫妻店之類的代銷點。大的都公私合營了,小的個體戶都成立了合作社也集體化了,二輕局專門管這些小商合起來的企業,最開始叫手工業局。後來的計畫經濟,就是這麽建立起來的,生產資料基本上就只有國家計劃一個渠道分配了,繼續創辦私營企業也沒有條件了,甚至李先念連發卡子都管住了,不給你鋼材連發卡都生產不了。國家計委開會,一個是分錢,一個是分物資,分錢就是分投資搞基本建設。

 

三、 公有制工廠的內部管理感受

在工廠內部管理上,私企管理人員是資本家方面的代表,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系統的企業他們派出的廠長與工人沒有任何關係,解放軍進城之後開始是派軍代表,對舊的管理人員實行「原職、原薪、原制度」,時間不長;政府機構接管時也搞過「三原」,我們供給制拿100塊錢,他們原薪拿300塊,他們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時間不長就改過來了,逐步地按照我們的方法辦,舊官員能用的人就留下來變成我們的幹部。等到我們自己往工廠派廠長的時候,就按照我們的方法進行管理,這就大不一樣了。

工廠管理中間學蘇聯的不少,八級工資制和定額管理都是從蘇聯學來的,也推行過一長制,但是沒有認真執行過。我們過去管理部隊的方法,歷來是黨委領導,行政指揮是廠長,重大事情還是黨委決定,真正的「一長制」不記得實行過。我們原來根據地的一套經驗,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加上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就把這個搬到工廠裡頭來。解放後的幹群關係跟解放前有根本區別,我們對工廠除了派軍代表或者廠長、書記之外,副廠長、支部書記、車間主任等管理層基本上都是老工人,外來幹部很少,中層管理人員全部是從工人中間提拔起來的。現在故意分成白領藍領,故意分成不同的階級、擴大差別,原先工廠裡根本分不出幹部和工人的差別,幹部大多是昨天的工人,生產中間有什麽難題幹部照樣下手去幹,這跟國民黨時期幹部穿得乾乾凈凈的、跟工人不發生多少聯繫、光在那兒發號施令完全不一樣。

現在這種管理,想要管理好一個企業很難,我也不知道今天應該怎麽管理,廠長拿百兒八十萬,工人才千兒八百的,工人絕不會產生一個愛廠如家的感情,更不會認為跟廠長是一個階級。真正的領導權不是上級委派的,而是工人自下而上給你的。工人要是不買你的帳,一個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光依靠物質刺激、處分人就能夠搞好一個企業?這個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的。

我在工廠那麽多年,工人對你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文革期間。我那時13級,大概一百五十幾塊錢,到工廠之後比八級工的工資少幾塊,並不比工人拿錢多。但工人是八小時工作制,廠長就不能那麽消停了,一天最少也得轉悠十來個小時,很長一段時間是吃住在廠裡,三班工人都得見面,等到夜班工人十點鐘上班之後,轉一圈才回家睡覺。夏天車間裡頭熱,工人說廠長這可熱得不行,我說我也沒有辦法我們一塊兒幹吧,我上最髒最累的地方,這樣工人就沒有什麽說的了。對於工人家庭生活方面的其他困難,我組織幹部進行家訪,幫助解決。當時廠長也已經可以坐汽車了,我堅決控制住沒讓買,後來買了個吉普車,指定送傷病員專用,我自己歷來是騎個自行車上下班。我後來離開工廠,一家夥買了一大批小車。

工人承認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員,認為你沒有為個人服務而是為大家服務,真正的領導威信才能樹立起來,工人的主人翁感覺才會產生,這樣,他們才會認為不是為別人勞動,而是為自己、為國家勞動。如果沒有這種工作作風,工人把你當作頭頭看,說話的效果就大不一樣。沒有工人的自覺,僅僅依靠獎金各種辦法去刺激和制約工人,都不管大用的。工人一到點就要上下班,你管得著嗎?當時好大一批工人根本就沒有上下班的概念,自立目標,任務沒完成就堅決不下班,你趕都趕不走,夜班工人上班了,中班工人還是不走,我逗留在車間那麽晚,一個最通常的事情就是趕工人下班,你逼急了他從前門出去,轉了一圈從後門又回來了,這種積極性不是獎金和金錢能夠買來的。那時沒有一分錢獎金,也很少加班費,有一年我說自己打算犯個錯誤,給工人發點獎勵,也就是一個人發一個搪瓷缸子。

共產黨人的管理經驗中間,也不是光靠自己的模範帶頭作用,毛主席說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共產黨的一貫優勢,現在好像是沒有了。在我1964年進自行車廠之前,管理也是一樣,我進去之後也沒有大改,只是工作的深度不一樣。原先從蘇聯抄襲來的那些東西,因為不適應,慢慢的都沒有了。管理基本上不靠物質刺激,我在自行車廠十多年,從1964-78年,工資也部分地調整過幾次,而且調工資還不是管理人員說了算,要先由班組評議,然後才是車間主任和書記參與意見,這也是相互結合的。工人的技術升級也停了一段,只有學徒工轉正還在。

1964年搞完四清之後,中央提出工業學上海、學大慶、學解放軍。我和兩個中層幹部一起,帶領一百多個班組長去上海自行車廠跟班學習,並不是一個人去看了回來說怎麽怎麽回事,要工人聽你的。那是真學,跟永久廠工人一起上下班,回來之後由班組長們直接向工人轉達先進經驗,這比我們傳達的效果好。本來我們廠與上海廠相比,原來是我們廠比較好些,困難時期在廠裡提過「生活第一」的口號,工廠紀律就有些渙散了,具體上海廠哪兒好我也看不出來,但是班組長很清楚。有個沖壓班長就發現,上海廠同樣的設備產量比我們廠高一倍,他就天天盯著看,看了三天之後就發現,上海廠工人是充分利用8小時時間,給他支煙他夾在耳朵後頭不抽,也很少喝水這樣就不用經常上廁所,他們也沒有更多的絕招就是充分利用八小時,他這麽一傳達工人就很信服。一百多個班組長回來之後,效果就非常好。

中央提出學大慶之後,天津市組織了一次參觀,我去了,這是1966年的事情,回來之後發現滿廠子都是大字報,文革已經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了。真正起到效果的是,有個大慶的鉆井隊調到天津附近的大港油田來,我們還是老辦法,派支部帶著工人去跟班勞動,工人看到鉆井隊的勁頭之後也很感動,說他們的工作條件比咱苦多了、幹勁大多了,咱還有什麽理由不好好幹活呢?所以,學大慶的效果也比較好。66年去大慶參觀都是市裡面組織的頭頭腦腦去參觀的,最後還是組織工人去鉆井隊的效果最好。

政治思想工作包括階級教育,解放初期天津私營企業產值就是五個億的樣子,現在私企的勢力比解放前大成百上千倍,卻沒有階級了,雖然不讓說資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還是存在的,這個很明顯。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光靠管卡壓那是不能調動工人積極性的。好多老工人見了我還說,那時候邪了門了,沒有一分錢獎金還玩命幹,現在給了錢還要想辦法偷懶。我們這些人革命幾十年,除了政治思想工作還有嘛呀,不就是靠這個,現在確實沒有了,可能也不好講了。

 

四、 文革期間的管理重建過程與群眾性的技術革新

那時在工廠裏頭搞技術革新,就是按照毛主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辦,光是技術人員也搞不了技術革新,光是老工人也搞不成,就是要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的三結合。只要是群眾運動起來了,那個積極性就沒法說,74年那段很多工人吃住在廠裏,幼兒園的教師也到廠子裡頭來轉找點事情幹,她們做不了技術活,就幫助工人洗衣服縫被子,總之,她們不參加一下就覺得自己對這麽大的事情一點貢獻都沒有,心裏不踏實。廚房的大師傅,主動送水送湯送飯,這種熱情和主人翁態度絕對不是拿錢就買得到的。工廠的管理科室都按照服務於一線需要,改進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千方百計給一線創造條件。現在不用這一套了,還有些人寫文章講話說這一套都沒有用,認為搞企業拉市場就是用白領,搞些請客吃飯跳舞唱歌效果好。

文革期間造反派分成那麽多派,當權派沒有分裂,我們始終只有一派,我說話幹部們還聽,我要他們不要瞎摻和,這個話那些中層幹部聽進去了。七鬥八鬥,那些幹部說還是跟他幹,認為我信得過,不出賣人,就算是鬥我也還是那麽說,最後還是叫我出來。我始終不承認是走資派,勞動半年多,胃病倒是好了。我1968年出來工作之後,指揮反而更靈了,生產也是直線上升,產量一年一個台階,66年產量34萬輛,67年19萬,68年35萬,69年50多萬,此後就是60多萬,1974年說幹到100萬,也完成了。1977年170萬產量時我離開了自行車廠。

除了學習先進經驗之後,還經常進行憶苦思甜工作,這不是只進行一次,因為廠子裡老工人多,憶苦教育的效果很好。隨著形勢的發展,結合廠子裡頭的實際情況,不斷地搞大辯論、大批判學習班,在正面教育之外,還經常批判各種歪風邪氣,大樹好人好事。1968年提出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口號,這是從北京來的,當時舊的規章制度都沒有了,通過這個重新建立紀律。1969年提出批判「鏟子匠」——有些人喜歡說風涼話,打擊積極分子,譬如他們說誰誰「掙錢不多、管事不少」;還有些人諷刺那些喜歡監督批評不正之風的積極分子是「三班長」(因為只有班長副班長,沒有第三個班長),我們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三班長萬歲」,要大家都參與討論,到底是管事多好還是管事少好?當時很多事兒都弄的挺亂,辦學習班也是一個辦法,提出要怎麽樣才能當好班長,怎麽才能當好機器的主人,當好國家的主人。通過發起「大討論」加上「辦學習班」的辦法,辦學習班每期一兩天或者三四天,集中解決一個問題,我先講一講,然後大家討論,每次的效果都非常好。從規章制度松弛,到無紀律狀態,經過討論重新回到紀律,自覺性還有所上升,效果反而更好了,指揮更靈了。

等到後幾年,管理上就比較省勁了,說嘛就幹嘛,他們也知道我身體不行,有什麽事讓說句話交給他們就行了。那個時候的幹部與今天確實不一樣,不過幹部都是培養出來的,現在都不培養那樣的幹部,現在這一套也根本用不上。如果真的是恢復按勞分配為主,也還是好指揮,實際上是按資分配為主,要按勞分配資本家能幹嗎?那個時候工人工資不算高,但是福利都有保障,住房子連水電加一塊一個月1.8元,食堂煤水電都是工廠出、大師傅工資也是工廠出,工人按照糧油菜成本買飯菜,看病完全不花錢,子女教育從托兒所、幼兒園都是工廠的,工廠真的就跟自個家裡一樣,現在工人不可能還能找到那種感覺了。

以前機器壞了,都是機修組修理,操作工人不參與,此後規定機器修理時工人必須參與,看了一兩次之後工人自己就懂了。要是老是不讓工人接觸,出了故障之後永遠都是不會排除,他們不了解機器,也沒有辦法提出技改意見和設想。我們規定機器壞了要求自己先修,修不好才找修理組解決,這樣熟悉了機器設備之後才好參加技改。從前刀具都是磨刀組在那裡磨,後來我們取消磨刀組,由老工人教會操作工自己磨,等到他們自己磨刀的時候,反而磨得更好。

1974年中央提出搞批林批孔,孔夫子到底怎麽回事,老工人也不知道多少,當時批判克己復禮,批判復辟倒退,批判上智下愚,我們就把這個批判轉化成技術革新的輿論,我們批判上智下愚,就聯系到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批復辟倒退聯繫到我們生產大發展。還提出「拿起兩個武器、開辟兩個戰場,大搞技術革新」,除了口誅筆伐之外,還講求真抓實幹,就是在這個輿論下搞的140多項革新,把我廠年生產能力從60萬提高到100萬輛的。

那時雖然有加班費規定,但是你根本沒有辦法算,他老是不走,老是在那兒幹,有時候一些工人根本就是吃住在廠裡,幹脆就不回家了。1974年生產能力是60萬輛,我提出把廠子的生產規模提到100萬輛,有的老工人就說你這個話完全外行,我說我提出目標是要大家想辦法,一邊生產一邊找薄弱環節進行技術改造,還提出實現擴產目標給「五一」獻禮的口號,從4月5號到月底,25個日日夜夜,除了正常的加班加點之外,有三四百工人吃住在廠裡,上班時間完成生產任務,下班搞技術改造,搞了140多項技術改造。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項目是帶鋼切割設備,原先自行車鋼圈是一種切割好的帶材,到了74年海內外的材料來源斷了,進口都是1.5米幅寬的板材,這樣就得做一台機器把這個板材切割成帶狀的材料,那可不是個小設備,晝夜玩命幹,楞是把剪板機給啃下來了,後來用了好幾年才淘汰。

如果工人沒有把工廠看成是自己的,沒有這樣一種主人翁精神,靠強迫加班,靠獎金收買,門也沒有,他們不會跟你幹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工廠也受了很大影響,許多老廠房有嚴重損壞,這裡塌一塊那裡掉一塊,好多工人家裡也沒法住了,我們提出生產不能受影響,提出口號「地大震、人大幹,完不成任務絕不下火線。」好多工人吃住在廠裡,楞是超額完成當年生產任務。像這樣一種領導權,是任何上級都給不了的,就算是給了工人也不會聽。取得了群眾的信任之後,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很多中層幹部都是老工人出身,也一樣吃住在廠裡,我對他們說:你們該下班還是下班,少了你們地球照樣轉;他們說地球把柄是掌握在我們手裡。我對幾個老工人說,你們身體不好要注意休息,他們反問說:你身體難道很好嗎?有了這樣的幹群關係、上下級關係,就沒有幹不成的事兒,現在你廠長經理一個人就拿上百萬,還要工人玩命幹,我比你傻呀?!反過來,廠長也好,經理也好,取得不了工人的信任,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看也成不了大事。

 

五、 改革開放後國企的衰敗

1966年自行車廠工人3000多人,1977年發展到4000多人,我走後規模擴大,人也增加很多,最多時有七八千人。我當時主張,我廠自行車作為全國名牌,不要過於擴大規模,而是要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方面下功夫。到了改革開放年代,全國許多城市都辦起自行車廠,惡性競爭,市政府也老是壓工廠擴大規模,最後產量達到300多萬輛,質量卻沒有什麽提高。後來的所謂技術革新,就是買新機器,內部技術能力和競爭力沒有什麽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到後來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市兩個大國營廠最高時大概500萬輛的樣子,後來個體戶冒出來,大廠的競爭力就沒有了,現在本市可能有大幾百家自行車廠,總產量大概1000萬輛左右,但兩個大廠都黃了,很多工人就這樣下崗了。原來我廠每年給天津市的利稅貢獻是一個多億(全天津40億左右),私營企業除了拼命壓低工人成本之外,給國家上了多少稅,也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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